拱卫京城的四大孔道

　　居庸关

　　众所周知，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面和北面为崇山峻岭环绕，西部是太行山余脉——西山，北部是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这些山高不过海拔1500米，却起伏巨大，万峰壁立，崖陡壑深。它们既是拱卫北京的天然屏障，又是阻隔与外界交往的难以逾越的天堑。然而，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起，就能够勇敢而机巧地穿越重重大山，与山外的世界密切往来。原来，先人在密不透风的燕山山脉中，发现了100多处孔道，他们像今人穿行在胡同中一样，披惊历险于孔道之中，开拓着初萌的泱泱大都。

　　诸多孔道中，有四个孔道最为著名，它们是：卢龙塞孔道，榆塞孔道，虎北口孔道和军都径孔道。

　　卢龙塞孔道

　　卢龙塞孔道——京畿的咽喉

　　位于燕山山脉东段，在今河北省承德市、遵化市与唐山市交界处的重叠峰峦中，隐没着一个名叫卢龙塞的孔道。

　　它是从北京经今通州和今河北省遵化市，前往蒙古高原东部和东北平原的咽喉。因地势险要，早自汉朝就设置了关卡，名曰“松亭关”，后易名“喜逢口”，明朝始称“喜峰口关”。上古先祖开辟的由北京至喜峰口的“京喜路”，专家考证至少应该有5万年历史。

　　喜峰口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喜峰口关是依山修筑的城池，由三道城墙构成一个“日”字形的防御体系。外围主城墙高五丈，宽三丈，长一百丈，由石块从里到外整体码堆而成，中心竖有一两丈高城楼，叫望日楼。大汉国修建了一道大约两百多里的城墙，用以防止胡族入侵。

　　历史上的喜峰口远不像今天这样寂寞，东汉末年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

　　南宋诗人陆游在千里之外，吟出“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潸”的诗句，抒发自己收复失地的祈望和报国无门的伤感。唐代边塞诗人高适也有《塞上·东出卢龙塞》一诗，寄情于险关之巅。

　　1933年3月9日，日军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北侧长城一线山头。我驻遵化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为报国耻，组织大刀队500人于晚间潜登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死，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赵登禹率部埋伏在各峰峦幽僻处，待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给敌人以重创。11日晚，赵登禹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18门，烧其辎重粮秣。这便是著名的喜峰口战役，共歼敌4000余人。著名音乐家麦新的《大刀进行曲》，正是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的，一直流传至今。

　　榆塞孔道——天下第一关

　　提起榆塞孔道，恐怕少有人知。不过它的别名“山海关”，却是如雷贯耳。榆塞孔道位于燕山山脉南麓东端，与渤海为邻，属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它是通往东北大平原最便捷的通道。经考古学者证实，北京到榆塞的“京榆路”早在20万年前就被古人类开辟出来了，也就是说榆塞孔道的发现起码不会少于20万年。

　　毫无疑问，榆塞孔道的发现权属于“北京人”，因为那时，“北京人”是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唯一古人类。后来人们才明白，发现榆塞孔道的意义非凡：它使华北与东北两大平原从此连成一片，关内外携手发展，成为中华大地上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大将军徐达在今山海关置山海卫，并将榆关之“关”移到山海关。从此“天下第一关”的盛名冠盖华夏。

　　1644年5月，明吴三桂引清兵，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中国就此进入大清朝时代。

　　1933年1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榆关保卫战”。日本关东军深知欲消灭我东北义勇军，必须首先截断义勇军与关内中国军队的联络，而这个联络要道便是榆关；而要进攻热河，也同样必须先夺取榆关。日军派遣步兵3000多人，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余辆，兵舰4艘，对榆关城猛攻。中国方面，驻守榆关者为东北军五十七军何柱国部，他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喊出“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为军人争人格”的豪言。数千将士与敌军展开了三天三夜的巷战和肉搏战，尸横遍野。虽然最终榆关失守，但令日军精锐部队死伤惨重。

　　如今，穿越榆关的不再只是先祖们开辟的“京榆路”，一个现代化的交通体系炫耀着今人的智慧：大秦铁路，津山铁路，京秦高速，承秦高速，河北省沿海高速，102国道等，在这里穿梭如织。

　　古北口长城

　　虎北口孔道——长城博物馆

　　虎北口孔道，凌绝于山巅之上。它坐落在今密云区古北口镇，距北京城区100多公里。因其比邻卧虎山，故得名“虎北口”。后易名“古北口”，传说是清乾隆皇帝所赐。

　　乾隆元年，乾隆帝前去热河途中经过虎北口，感叹于长城内外的美景，便问刘墉此地为何名。刘墉如实回答：“唐时叫虎北口。”乾隆帝心想：我来来去去从此口经过，怎能叫“虎北口”！于是取其谐音“古北口”。

　　出了古北口，穿过平缓的山地丘陵地带，即可抵达今河北省承德市。据考证，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辟出了北京到承德的道路，被人们称之为“京承路”，迄今起码有6000多年了。历史上，“京承路”时而充盈着异邦间的温情，时而又被征战的冷血所浸染。在人们记忆中，更多的是后者的刻骨铭心。

　　自古以来，强悍的马上族始终觊觎着关内的良田沃土，承德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桥头堡——古北口不可避免地坠入战争深渊。

　　从遥远的西周开始，各朝各代无不在古北口筑关设防。到了辽、金、元、明、清五朝，大大小小争夺古北口的战役从未停止过。

　　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令徐达建古北口关城，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砌石块以增强防御能力，加修关城、大小关口和烽火台等关塞设施，并增修门关两道：一门设于长城关口处，称“铁门关”，仅容一骑一车通过；一门设于潮河上，称“水门关”。

　　明弘治十年鞑靼王子率兵入侵古北口，被明军打得弃甲而逃。明嘉靖二十九年，北方少数民族又率骑兵近万人攻打古北口，最终未能越雷池一步。

　　隆庆三年张居正为了加强防务，特别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谭纶调来北方。谭纶任蓟辽总督，戚继光任蓟镇总兵。蓟镇所管辖的一千二百多里的长城，经戚继光的精心筹划，亲自督修，十数年间便建成了一道城墙高峙、墩台林立、烽火台相望的坚固防线。戚继光在修复古北口长城时，不仅保留了北齐长城，还在长城墙外又加砌了城砖，至此才有了著名的古北口双长城。

　　1933年年初，古北口抗击日军的战斗打响，360多名阵亡将士长眠于古北口。一座“古北口保卫战阵亡将士”墓碑矗立在这里，笑看着一瓦蓝天。

　　军都径孔道——京都发展史

　　早在两千多年前，军都山就扬名天下了。

　　军都径孔道位于今昌平区西北部，亦称“关沟”，是著名的“太行八径”之一。其南端今称南口，北端即今声名显赫的八达岭岭口。穿过军都径孔道，经今北京市延庆区可抵达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再向西南可往今山西省大同市，向北行则与蒙古高原近在咫尺。显然，军都径孔道扼守着北京城的西北门户，勾连着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多个省区。

　　军都径孔道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太行山与燕山的分界线，沟东属燕山山脉，沟西属太行山山脉。而径的南北两段也是“一沟两制”，分属今昌平区和延庆区管辖，而在古代它又是农耕生活区与游牧生活区的分水岭。

　　今天的昌平区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军都县，其名称即来自军都山和军都径。径中最狭窄处为居庸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燕国就扼控此口。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对居庸塞已有记载。“居庸”乃贫穷工匠居住地之意也，说明那时这里已经开始筑关了。汉朝时，居庸关城已颇具规模。南北朝时，关城建筑又与长城连在一起。此后历唐、辽、金、元数朝，居庸峡谷都有关城之设。

　　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东巡，返程时从今河北省昌黎县，经今北京市通州区、怀柔区、密云区，过军都径，抵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后，穿越今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最终返回咸阳。

　　元世祖忽必烈进京建大都城，走的就是军都径孔道。由于军都径成了元代皇族每年赴内蒙古上京避暑的必经之路，便在此大兴土木。先是在虎峪龙虎台建了行宫，后又在居庸关长坡店建过街塔，紧接着在其北侧兴建了大宝相永明寺。极具嘲讽意味的是，1368年元朝被明王朝所灭，元顺帝仓皇逃往内蒙古老巢，走的还是军都径。不过那时那刻的古道已是风萧萧兮彻骨寒了。

　　1644年明王朝覆没，李自成率兵杀进京城，走的竟然也是军都径。与军都径扯上关系的还有慈禧太后。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太后仓皇出逃，乔装打扮成汉族老妇人，带着光绪皇帝，没有扈从，乘上雇来的三辆骡车直奔居庸关。当走到军都径孔道口时，突然雷雨交加，把老太后浇成个落汤鸡。她不得不在关城兵营打了尖，混迹于散兵游勇中，之后便奔太原和西安去了。

　　今人前往军都径也似闲庭信步之事了，沟内拥有京藏高速、京张铁路、216市道，一条京张高速铁路已经开建。（文/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