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衣怒“牛”也无妨

　　现代交通工具虽然快捷便利，但也不免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当你被返乡的车潮堵在高速公路上动弹不得，当你因为恶劣天气不得不在机场等上十几个小时，当你在人头攒动的火车站被挤得呼吸困难时，是否会羡慕古人一骑白马走天下的逍遥？

　　鲜衣怒马过长安

　　其实，古人出游骑马的历史远远不及乘车悠久。《太平御览》引《释名》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大禹时代还有一位名叫奚仲的“车正”，即制造车的工匠，说明车的历史极为悠久。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原人主要以马挽车，很少直接骑乘。正如《汉书》所载：“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对于当时的贵族而言，乘马车出行才是有身份的象征。

　　中原人骑马，大约是从游牧民族那里学来的。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求百姓“胡服骑射”，以御强兵，可见中原宽衣博带式的服装并不适合骑马，且骑乘主要见于战场，不会作为日常的出行方式。

　　到了唐代，随着胡服的流行和社会观念的开放，骑马的风气一时大兴。唐代朝廷仪制对马车有极其繁复的规定，光是皇帝所乘的车，就有玉辂、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五种等级。这些车舆一般只在典礼上使用，但唐高宗不喜欢乘大车，每到典礼，往往只乘轻便的轿辇。到了唐玄宗那里，干脆连轿辇也弃而不用，直接骑着马就去行礼。于是，骑马变成了比乘车更流行的出行方式，朝中贵族纷纷骑马出入长安城，连妇女也不例外。

　　唐代前期，妇女骑马还得带着“羃䍦”，近似于面纱，用来遮蔽面貌，不让路人窥探。但自武周朝之后，风气更为开放，妇人往往只带帷帽便可策马驰骋。天宝年间，受尽恩宠的虢国夫人更是不加任何冠饰，就坦然自若地骑马游春。马摇金辔，罗衣香浅，缓缓行过上林的似锦繁花，不知是何等明媚妍丽之景。

　　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可以看到唐朝妇女骑马出行的盛况。

　　然而，宋代重文轻武，再加上疆域南移，良马愈少，骑马风气渐寝，鲜衣怒马过长安的景象，终究也只能留在那个繁红艳紫的盛唐了。

　　骑牛乘驴也无妨

　　骏马难得，以马拉车总显得奢侈。再者，古代社会等级森严，马车不是人人都能坐的。其实，早在西汉时期，宫廷贵族就已经开始乘牛车出行了。唐代虽然盛行骑马，但也乘牛车。杨贵妃姊妹就曾“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明皇杂录》）。这里的“犊车”即是牛车，可见其地位并不低。

　　宋代，从宫廷命妇到平民百姓都坐牛车，所谓“雕车南陌碾香尘”，精致细巧的车厢前未必是翩翩骏马，更有可能是反应迟钝的老牛。牛车听起来虽然不够高大上，速度也较马车缓慢，但牛的负重较大，车厢可以造得宽阔些，行车也平稳，坐起来反倒比马车更舒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所以，宋代汴京街上来来往往的多是独牛拉的厢车，足可容纳六人，还能供租赁，可算是中国最早的“出租车”。

　　《清明上河图》中的牛车

　　宋代租赁行业发达，不仅车可以租，驴也可以租。作为骑乘工具，其实驴比牛、马更为实用。它速度比牛快，耐力又比马好，价格便宜，便于饲养，各种崎岖不平的道路都可以走，驴的性情也较马温顺些，骑起来更安全。陆游就时常租赁驴子出行，其《野兴》诗中有一句“闷呼赤脚行沽酒，出遣苍头旋僦驴”，《剑门道中遇微雨》又有著名的那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说明驴在宋朝是极常见的代步工具。

　　宋代女子也骑驴，但开放程度不比唐朝，一般要戴上盖头或是“羃䍦”以遮蔽面容。就算这样，骑驴终究也欠庄重，贵族妇女大多会乘轿子出行。

　　“轿子”是宋代才出现的称谓，在唐代一般称“辇”或“步舆”，因抬的方式不同，又分为“肩舆”和“腰舆”。顾名思义，“肩舆”就是由侍从扛在肩上行进，而“腰舆”则是侍从双手下垂，提着把手，将轿子的高度降到腰间。步舆在唐朝是极尊贵的事物，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乘坐。武则天游万安山时，“以山径危，欲御腰舆而上，以王庆谏而止”（《近事会元》）。可见就连皇帝也不能滥用步舆，否则有劳民伤财之嫌。

　　不过，宋代经济繁荣，享乐之风愈炽，对于乘轿的禁令也渐渐放松。北宋初年，王安石还拒绝乘轿出行，认为这是极不人道的做法：“古之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但到了哲宗时期，已经有富家大户坐着四人大轿，大摇大摆地穿过汴京街市了。北宋后期，汴京还有专门出租轿子的店铺，依路途远近，价格从几十到几百文不等。

　　南宋迁都杭州，都城地面较为湿滑，不便骑马，朝廷于是正式将乘轿合法化，允许官员乘轿上朝，民间也流行起了新娘出嫁乘花轿的习俗。此时，还出现了封闭的“暖轿”以及通风的“凉轿”，无论风吹雨打，都可施施然端坐其中，顾盼自如，只苦了抬轿之人，难怪朱熹要痛呼：“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

　　扬帆逆浪几舟船

　　无论是车舆还是轿辇，都只适合短途出游，若是长途旅行，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则莫过于船，借着水流风力，可以实现“千里江陵一日还”，又能免去车马兼程之苦。古代造船技术发展很快，到了唐代已十分成熟。《唐语林》卷八记载，大历、贞元年间，有“俞大娘航船”，规模之大，简直能自成一座城镇，其中有街巷交错，“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

　　日常出行的航船没有这么庞大，但至少能在船上吟诗作对，烹茶煮酒，比起窝在车厢里终日颠簸，显然要风雅得多。李白游三峡、下扬州，都是走的水路。春江涨绿，两岸群山翻滚如波涛，伫立船头，大唐的浮云长日尽收笔端。要是没有舟船，这世上该少了多少清辞丽句可供后人追思仰慕呢？

　　到了宋代，造船工艺愈发出神入化。宋徽宗遣使高丽，为了扬我国威，特地造了两艘“神舟”，长达百米以上，光是水手就需要数百人。船队起航之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龙”，到达高丽时，更是“倾国耸观，欢呼嘉叹”（《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可以想见其规模之宏伟。

　　南宋时期，游西湖成了达官贵人们的新爱好，湖上的画舫游船亦盛极一时。有的形制精美，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之能事；有的轻便小巧，穿梭烟柳之间，自有一番情致。当时人们大多租船出游，每到花朝节、清明节，租船生意亦十分兴隆，价格比平时贵上不少，还得提前预定，才能租到合意的游船。据说湖上游船最多可达上百艘，两岸亦是游人如织，白堤、苏堤上“几无置足地”，其盛况想来不输现在的黄金周。

　　到了四月，俗传的释迦牟尼生辰之时，城中寺庙佛事大盛，湖上也会有专门的“放生船”，让善男信女们购买小鱼小虾，到西湖中放生。即便是冬天，富家大户也不会闲着，时常会雇一艘“玩雪船”，划到湖心去赏雪。租船行业兴盛，相应的服务也周到完备。许多游船上，笔墨纸砚、琴棋书画一应俱全，有什么额外需求，也可在租船时要求船家一并采买。船上时常备着饮食，还提供“外卖”服务，可以在岸上点了食物，让人乘小舟送上船来。

　　南宋夏圭《西湖柳艇图》中的游船

　　明清时期，扬州瘦西湖声名鹊起，湖上的游船行业也较宋代更为成熟。除了一般的画舫，还有专供女眷游览的“堂客船”，四面垂帘，内饰考究，连厕所都更精致些。湖上时常游弋着“沙飞船”，满载食材，有大厨常驻，为湖上游客提供饮食，还有一些小船如“陈胡子饼船”，专门兜售零食小吃。

　　此外还有“歌船”，为游客表演清唱、锣鼓、小曲、评话等节目。若是钱包够鼓，大可在湖上宴饮玩乐数日，不必下船。此时，许多画舫也有了名字，形成品牌，若是经名人题字，身价更高。如明代有一艘船名为“小秦王跳涧”，服役甚久，到了清代，已经破旧不堪，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戏题其名为“一搠一个洞”，居然也被做成牌匾挂在船上，实在令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