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出生，2019年1月去世，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是我国核物理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在氢弹研制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在我国核武器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4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5年获“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被追授“共和国勋章”。

　　2015年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主席站在了颁奖台上。他侧身对着观众席，望着台侧，微笑着，等待着。台下静默无声，人们也在等待着。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轮椅上从侧幕旁出现。这位88岁的老人，过去数十年一直隐身于幕后，沉静而执着地默默工作，为人民中国保驾护航。这一刻，老人终于来到台前聚光灯下。这一刻，台下掌声雷动。这位老人，就是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唯一获得者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习近平将颁奖台中央留给了老人。轮椅徐行。此刻，会场内一下子安静下来，聚焦在老人身上的，是无数与会科技工作者充满崇敬的注目礼。两秒、三秒？却让人仿佛觉得时间凝固了两刻钟、三刻钟。突然，雷鸣般的掌声再度响起。距离老人还有一米多，习近平弯下腰，向老人伸出双手。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掌声，如春潮，在会场上空涌动。握着于敏的手，这时候握在了轮椅上。习近平手推轮椅，将于敏转向全场观众，让所有人好好看看这位隐姓埋名、终身为国献宏谋的老人。掌声，唯有掌声，代表最高的荣耀，表达着在场观众的心情。这掌声一直持续到于敏再次回到幕后。

　　与往年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早在知晓自己获奖的那一刻，老人就对身边的人说，他不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国氢弹等核武器事业的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这些成就是大家的，我只能是代表大家来拿奖。”于敏坚持着。甚至，最初他都不同意自己报名评奖，说要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人。我们不知道，那一刻，在共和国的舞台上，于敏会想起什么。或许，他会想起80年前那个坚毅的少年。少年于敏有一个执着的信念：在那个内乱外侮的国土上，尽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驰骋沙场，但他相信，总会有诸葛亮、岳飞式的盖世英雄出现，能够荡寇平虏，重振河山。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自己会成为这样的“盖世英雄”。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于敏性喜安静，炮火轰隆的日子里，他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人物身上。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此时，他遇到了两位恩师。一位是语文老师王守惠，在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他也因此发现了自己为何会倾心于《三国演义》里的恢宏场面和宏大背景，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源于其开阔的视野以及善于把微观事物放在宏观的大环境中进行分解和缕析。另一位是数学老师赵伯炎，他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尽管只有一年，却使于敏受益终身，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纾困之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难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关于“心灵手不巧”，有一段于敏更早之前的有趣经历可以“佐证”：少年时期的于敏喜欢弹溜溜球，可玩着玩着他发现，对于溜溜球的运行规律，自己看得清楚，想得明白，但就是没法让这个小球听自己手指头使唤，弹出的溜溜球总是不沿着自己设计的路线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爱思考的少年欲罢不能。最后绞尽脑汁，终于得出答案——“我发现自己的手笨。”于敏后来说。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导师张宗燧如此评价。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

　　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1962年，在原子核理论中创立了集体运动模型的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A. 玻尔访问北京，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但被于敏婉言谢绝了。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人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在国内求学与成才的于敏，那时却未踏出国门一步。

　　有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趣闻：一位访华的日本科学家在听完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对他竖起大拇指：“于先生一定是国外哪所名校毕业的吧？”于敏风趣回应：“在我这里，除了ABC，其他都是国产。”这位科学家惊讶不已，称赞于敏是“国产土专家一号”。不过，于敏本人似乎对“土专家”不太感冒。“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30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有要求她留在自己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做贡献。”

　　了却君王天下事

　　1960年12月，我国做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做理论探索。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加入原子能研究所“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黄祖洽为组长，成员还包括何祚庥等），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钱三强给他的解释是，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必定比原子弹复杂得多，“现在调你参加，增强力量”。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内向沉默，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的一位老同事说。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忘不了少年时代的那个关于“盖世英雄”的信念。“当时国家的国防基石要是没有这个东西（氢弹），就要受人欺负，就没有真正的独立。”他决定停下手头原子核理论基础研究，全力以赴转而摸索氢弹原理。“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所说的“欺负”，并非仅指过去而言。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他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报纸上说说玩儿的。”于敏后来回忆道。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赢得生前身后名”。于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中。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20 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氢弹理论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种子物理、辐射输运、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许多学科，十分复杂。尽管于敏基础理论深厚，但对氢弹理论自觉所知甚少他边干边学，将复杂的物理问题一一分解，通过自己做课题、给年轻人讲课，把问题一一吃透。有一次，他们看到国外报道了一个重要元素的新的截面数据。这个数据很理想，对热核反应研究很重要。不过，他们对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点怀疑。是实验有误还是故意报错？当时，一些国家在公布核试验数据时会故意给出假数据，误导其他国家。数据的真伪，一般需要通过重复实验来验证。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要花费不菲的资金以及宝贵的时间（可能需要多花费两三年）。怎么办？于敏拿起他的笔，试图戳破这个数据的面具。他分析论证和计算，不分昼夜。深夜，妻子醒来，发现于敏还在灯下计算，便催他睡觉。于敏上床后，闭上眼睛却闭不上脑中的思绪。突然，他抓住妻子的手一跃而起：“我搞清楚了！钱和时间都可以省下来了！”第二天，于敏早早来到办公室，对自己的推导和计算再次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检查，然后给同事做报告。他从核反应理论和各种物理因素等出发，向大家演示自己的每一步推导和计算过程，最后自信地宣布那个数据是错的，完全没必要花费人力、物力和时间去进行实验验证。后来，国外又有人做了那个实验，也证实之前的数据是错的。“初估”，这是于敏的一项特殊本领，即善于抓住物理本质来判断物理现象发展的结果。何祚庥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于敏的这种“初估”方法，是理论研究的灵魂。因为有了“初估”，所以“料事如神”。一次，于敏与何祚庥一块儿在中关村听一位法国物理学家的学术报告。这位物理学家刚介绍完实验的准备、装置及过程，于敏便对何祚庥说出了一个数字。“你怎么知道？”何祚庥反问。于敏说，“先听下去。”随后，法国专家公布了实验结果，果然如于敏所料。何祚庥大惊，追问于敏：“你事先看过这个实验吗？”“没有。”“那是怎么算出来的？”于敏说：“掌握住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数量级来。”当然，要探索氢弹，有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在等着他们。氢弹实现热核燃烧，需要创造高温高密度的等离子状态。但要研究高温高密度等离子状态的现象和规律，单靠理论分析远远不够，还需要计算机进行数值模拟研究。那是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1万次，当时主要用于正处于关键阶段的原子弹研究工作。留给于敏和氢弹研究的时间，每周只有十几个小时的机时。时间宝贵，他们反复琢磨物理模型，看是否必须上机计算。每次挖到几个小时的机时，他们就像挖到了宝贝。终于要上机计算了，但他们还是不放心，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和修改程序，核对穿孔纸带，确保计算顺利。在接下来的4 年里，于敏和“轻核理论组”的同事们就是靠着这样的计算机以及每周十几个小时的机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基础问题，并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

　　“这是我感到比较愉快的阶段之一。”于敏后来回忆说，探索氢弹原理的任务很艰巨，光荣而又神圣，除了全力以赴，“也常有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的感觉”；幸亏在原子能研究所的这个头开得好，4 年的工作颇富成效，无论对热核反应基本现象的了解、基本条件的掌握，还是对某些规律的认识，都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在最终突破氢弹原理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所在的这个组，“是一个奋发图强、埋头苦干、思想活跃、学术民主、协同攻关、富有牺牲精神、团结战斗的集体”，在这种氛围的集体中工作，他感到“特别愉快”。1965 年1 月，于敏与“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与我国核武器研究主战场会合。于敏被任命为九院理论部副主任。为了突破氢弹原理，理论部分兵作战，多路探索。据相关资料记载，为了活跃学术思想，理论部举办了等离子体物理、二维计算方法等问题研讨班，组织专题学术报告会。无论是已经成名的专家，还是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只有知识与经验的差别，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在各种学术讨论会和鸣放会上，“从彭桓武副院长这样的大科学家，到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等部主任，再到年轻的研究人员，不论资格，人人可以发言。谁有了新想法，都可以登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不同的意见就展开争论”。几个月过去，一个个设想被提出来，一次次讨论后，又一条条地被否定。氢弹太复杂了，进展并不顺利。

　　1965 年9 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 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 万次，为当时国内最快速度），对氢弹原理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这就是后来被众人津津乐道的“百日会战”。不过，“百日会战”出师不利。大家很快算出了一批模型，但从结果看，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没有实现自持“点火”。这也使大家的情绪有些低落。“这是个大科学工程，必须要凝聚大家的共识，依靠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于敏后来回忆，他把在原子能研究所探索氢弹机理时积累下来的氢弹物理知识，结合眼前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的实践，给大家做系列报告，在碰撞中启发大家，也启发自己。两周的系列报告后，仿佛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于敏厘清了自己的思路，氢弹新的构型渐渐在脑海中浮现。他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型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但是，这个新构型的技术途径有什么物理问题、现象、规律以及机制？物理上是否行得通？于敏继续给大家做报告，将新构型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梳理出来，抛给大家，群策群力。“首先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继续进行系统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物理现象和规律，通过这段工作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善的物理方案，大家的兴奋心情难以描述。”于敏后来回忆道。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核弹的技术途径，提出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于敏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报告时，同志们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请客的还有另外一人。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他在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须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1966 年12 月28 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1967 年6 月17 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这次的蘑菇云更大，烟云升离地面10 千米，仿佛一颗人造“大太阳”，在爆炸点以北250 千米处仍能看到。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美国用时7 年零3 个月，苏联用时6 年零3 个月，英国用时4 年零7 个月，法国用时8 年零6 个月，而我国仅用时2 年零8 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概率等做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更看谋略称筹幄

　　于敏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他想起了当初听到钱三强告诉自己那个决定时，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突破氢弹技术后，回去做基础研究。“文化大革命”后，钱三强也数次问于敏是否想回科学院，但于敏最终没有“回去”。

　　20 世纪80 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在那些日子里，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1984 年冬，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这片试验场休克昏倒，他还记得多年前自己曾在这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此刻，高原上响起了另外的高亢朗诵之声。“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忧虑，不由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会场最后只剩下于敏一个人的声音，他一口气将《后出师表》背诵到底——“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不过，不同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的，而且凡事大多“逆见”。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子弹试验的圆满成功，我国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指日可待。在一片高昂与乐观的气氛里，于敏却感到一种隐忧。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也不会有很大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于敏心急如焚，马上找邓稼先商量。当时，重病在身的邓稼先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于敏直奔医院，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同样还是1986 年，身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的于敏，两次给院长胡仁宇写信，建议进一步改进第二代核武器的构型并小型化，加强对该工作的投入和研究力度。他的建议受到重视，我国核武器发展因此又获得一次重大突破。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 年，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要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1993 年，于敏提出，如果全面禁止核试验，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高科学置信度的精密物理、精密计算机模拟，来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这个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 年的热核试验时间。“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胡思得直言。正如宋朝诗人吕声之诗中所言：“更看谋略称筹幄，会见精神坐折冲。”于敏的谋略，“折”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料事如神。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在中央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曾经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后20 年，我国核武器技术又有4 次新的重大突破。我国核试验次数只占核大国试验总次数的2%，而核武器持续发展能力之强，为之瞩目。为什么我们用很少的试验次数，就能达到这样高的技术水平？于敏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我们立足于优先目标、先进技术，着眼于先进设计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力量研制有限重点型号；二是十分慎重地选择实现目标的技术途径，力求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为此始终如一创造宽松环境，活跃思想，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从而保证了选定的技术途径一直是基本正确的；三是选定技术途径后，把复杂的物理和技术问题进行分解，狠抓关键，做细工作，绝不放过任何可能隐患。“一次试验，多次收效，这样每经过几次试验，我们就能够做到技术上有所突破，就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他说。这就是于敏，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战略家的格局。留取丹心照汗青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于敏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也很难觅寻对儿时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亲昵地相处过。但于元总算还是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地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希腊文字母，表示密度，音近“肉”），于是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于敏对“宁静”有着自己的解释。“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所以，当“文化大革命”期间军管领导胁迫于敏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时，他并未屈服，反而在会议上挺身而出，鲜明地指出并论证那次试验的理论方案并无问题，只是有一些新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从来不存在所谓路线问题。于是，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当时，处于极“左”思潮统治下，军管组动辄干预并批判他们的技术工作，技术讨论会上甚至不允许使用外文字母作符号。很多技术人员自叹如倾巢之卵，噤若寒蝉，即使慎重、委婉地表达看法，也常遭批判。但每次讨论会上，于敏仍坚持讲真话，明确地讲出自己对技术问题的看法，绝不随声附和。他对同事说：“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能按照他们的意见说违心话！”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 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有争论的时候，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同样与于敏共事过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对于敏的“唯实不唯上”深为钦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无端批判时，他唯实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只要能参加的业务讨论，他都尽可能地帮青年人出主意、想办法。”在科学与真理面前，于敏从不会沉默。一次重要核试验前，于敏像往常一样在脑海里把每一个环节过一遍。一条条数据在脑海闪现后又退去，直至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物理因素。“把那个数字拿来。”于敏说。当他被告知这个物理因素的部分结果还没算出来时，于敏慌了。有人提醒，这个物理因素在此前的历次设计中都无关紧要。但这并不能让于敏放松半分，反而更警惕。当时，核试验装置已经下井4 米，骤然停止现场作业，万一期间遇到雷雨闪电，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因为那个“无关紧要”的因素而影响试验，后果更是不可想象。于敏果断喊停，并争分夺秒地组织人员进行计算，直到确定计算结果是可靠的，那个物理因素不影响试验，现场作业才“解冻”。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但在总结会上，于敏仍然“揪住不放”。他对大家说：“那个因素在过去和这次试验中虽然没有造成影响，但不等于它永远不起作用。在以后的理论设计中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让它滑过去。一旦它真的起作用，而又把它忽略了，巨额资金和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就全部浪费了。”“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于敏想起了唐朝诗人王维的这句诗，以此警醒。于敏不屈服于威权，能让他屈服的是科学和事实。还有一个能让他“屈服”的，是唐诗宋词的艺术。胡思得说，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的床头发现一本唐诗或宋词。于敏晚上睡不着觉时，就躺在床上捧着看。蓝可说，李白、杜甫的诗，他们刚读完第一句，后面的诗句于敏都能直接背下来，还给他们分析这首诗的特点。陪孙子时，于敏会教他背诵古诗词。他教孙子学会的第一首诗词是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为何对古典诗词艺术如此倾心？于敏说：“艺术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远。而非志无以广学，非学无以广才呀。”杜甫、李白、苏轼、辛弃疾、岳飞、诸葛亮、文天祥……这是于敏常常提起的名字。这不单纯是出于一种对艺术的欣赏，或许还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这些名字及其作品，伤时忧国，悲天悯人，有着能穿越时空的大气魄和大胸怀。有记者在与于敏接触后如此描述这位大科学家：“他到杭州疗养，别处风景不过稍做流连，唯独去岳庙礼瞻了三回，细细读了两廊的碑文。我问他：‘余杭风物，为何钟情于斯？’他呵呵笑了，答道：‘那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他到成都，别的不买，买回了一本岳飞书写的诸葛武侯《出师表》的拓片。”

　　就像他的“宁静”可以致远一样，诗词艺术带给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业上不断寻求突破的远志广学，是一生致力于为国谋策的鞠躬尽瘁。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在73 岁那年，他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律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忆昔峥嵘岁月稠，

　　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

　　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

　　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

　　百家争鸣竞风流。

　　于敏，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个世上“沉默无闻”，是“无轻重”的一叶，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来源：《爱国奋斗精神奋斗读本》系列丛书：爱国奋斗新时代——改革先锋科技人物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