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地道的“国产专家”

　　两会期间，

　　本土人才和海外引进人才的待遇差别问题，

　　再次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

　　对大批持续奋斗在国家科研项目上的“土专家”要给予足够重视，

　　为他们开辟上升通道，

　　还要从根本上改变人才观念，

　　以才识人、以才辨人。

　　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位大科学家，

　　绝对称得上是“国产专家一号”，

　　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于敏

　　

　　于敏有多厉害？

　　核武器专家认为，

　　目前全世界可行的氢弹构型只有两种：

　　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

　　另一种就是中国的于敏构型。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

　　“于敏”的条目下写着：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1926年8月16日，

　　于敏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

　　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

　　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

　　1944年，于敏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

　　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

　　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

　　难掩失落。

　　更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

　　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

　　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

　　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

　　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

　　他的学号1234013常年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位。

　　有一次全年级考近世代数（他的选修课程），

　　数学系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也只得60分，

　　于敏却得了100分。

　　在学习讨论中，

　　于敏见解独到，常常语惊四座。

　　被公认为是“北大多年未见过的好学生”。

　　1949年，于敏考取研究生，

　　选择量子场论作为专业方向，

　　先后师从张宗燧、胡宁和彭桓武，

　　并在北大兼任助教。

　　毕业后，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

　　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

　　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

　　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

　　《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

　　《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

　　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

　　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

　　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玻尔访问北京时，

　　于敏担任翻译，两人探讨过学术问题。

　　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亲自邀请他去哥本哈根主持工作，

　　于敏婉言谢绝。

　　1961年，于敏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

　　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然而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

　　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那天，于敏被叫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钱三强告诉他，经研究批准，

　　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

　　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

　　他一贯喜欢基础科学研究，

　　不喜欢搞应用研究，

　　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样的大系统科学工程。

　　但国家需要摆在眼前，

　　于敏接受了这项沉重的使命。

　　他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

　　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

　　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

　　也就足以自慰了。”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心有念想：

　　“等突破氢弹原理，我国自己有了氢弹以后，

　　再回去搞基础科学研究。”

　　此时的他不会想到，他的一生，

　　从此和中国核武器研究紧密相连，

　　再也无法分开。

　　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

　　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

　　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设计氢弹。

　　于敏和小组成员每人一把计算尺，

　　废寝忘食地计算，

　　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

　　从1961年到1965年，

　　小组成员完成报告69篇，

　　对氢弹的很多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认识。

　　1965年9月底，

　　于敏和50多名科研人员抵达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这里拥有国产最新型的J501计算机，

　　运算速度达每秒5万次。

　　他们此次来上海的任务，

　　是完成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加强型原子弹虽然含有热核材料，

　　但是热核燃烧不充分，

　　只起加强原子弹威力的辅助作用，并非氢弹。

　　当时的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加强型原子弹的攻关，

　　探索设计氢弹的道路。

　　日复一日繁杂地计算，

　　日复一日不断地思考。

　　最伟大的突破，

　　往往孕育在最平淡无奇的看似

　　重复、枯燥的劳动之中。

　　一天，于敏注意到了解决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问题，

　　由此出发，他又设计出了精巧的结构，

　　使热核反应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氢弹原理的“牛鼻子”被牵住了！

　　于敏兴奋地给邓稼先打了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

　　于敏：“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

　　于敏：“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邓稼先：“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于敏和邓稼先在一起

　　1967年6月17日早晨，

　　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

　　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

　　机舱随即打开，

　　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

　　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

　　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

　　传来滚滚的雷鸣声……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

　　朱光亚评价，

　　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

　　“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

　　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

　　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

　　钱三强也数次问于敏是否想回科学院，

　　于敏也想过离开，

　　但“估计自己走不了”。

　　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

　　但性能还需提高，

　　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

　　于是，他留了下来，

　　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在那些日子，于敏会常常想起诸葛亮，

　　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于敏与邓榢先在核试验基地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

　　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

　　再多做核试验，

　　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

　　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

　　限制别人发展，

　　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

　　全面禁止核试验。

　　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

　　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

　　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邓稼先也有同感。

　　于敏建议上书中央。

　　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

　　向中央递交报告，

　　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

　　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

　　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

　　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接着，于敏又提出，

　　用精密计算机模拟来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

　　这个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上

　　（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于敏）

　　1988年，于敏名字解密。

　　他的夫人孙玉芹说，

　　“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与夫人孙玉芹（20世纪90年代初）

　　1999年9月18日，

　　于敏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5年1月9日，

　　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习近平总书记为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奖

　　于敏喜欢安静，

　　他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说，所谓宁静，

　　对于科学家就是，

　　不为物欲所惑，

　　不为权势所屈，

　　不为利害所移。

　　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

　　“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

　　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

　　他对此有些许遗憾。

　　于敏认为，

　　“土专家”不足为法，

　　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

　　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

　　并且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

　　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

　　参考资料

　　北京日报《于敏：惊天的事业 沉默的人生》

　　北京大学新闻网《于敏：民族的脊梁 北大人的榜样》

　　中国教育报《于敏传奇》

　　光明日报《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中国科学报《于敏院士的“神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