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野生动物来说，我们到底算啥

自1989年挖掘工作开始以来，人们只在哈兰切米（Hallan Çemi Tepesi）遗址找到了寥寥几个家庭居住的土屋。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依偎在新月沃地巴勒克河畔的这座小小聚居地，连个村子都算不上——但它的确是城市化社会的起点。

在此之前的几百万年里，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树冠，又至少分三批走出了非洲。但至此为止，人类依旧是一群栖息于自然环境中的野性生物，直到以哈兰切米为代表的聚居村落的出现扭转了一切。

一万一千年后，哈兰切米早已被尘土掩埋，由它开启的定居模式却不断演进直至登峰造极。今天，全球5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但刨去规模和繁华程度之外，这些动辄聚拢千万人口、天际线不断突破新高的大都市，和哈兰切米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人造的环境。

被土坯、粗砖和水泥环绕如此之久后，人类的生活似乎已经和自然绝缘。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野生动物似乎就只剩莽山沼泽里的遥远身影，和我们断然不会产生任何联系。

但当三月的春风逐渐回暖，在某个深夜骤然出现的蛙鸣，亦或者居民楼下绿化带中的窸窸窣窣，打破了这种假象——自然的野性精灵，从未在这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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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里，梅琳达·A·泽德尔（Melinda A. Zeder）将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中东古代人类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中。这自然也包括哈兰切米出土的那些。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小小聚居地的居民似乎格外能吃，在这里挖掘到的骸骨足有2吨之多，而其种类也多种多样——乌龟、天鹅、猫头鹰、蛤蜊和鱼骨，哈拉切米人什么都吃。

但遗址中某些骨头所占的比例，却着实透着一丝诡异。

哈兰切米的居民是最早将野猪驯化成家猪的一批人，这里出现大量的猪骨并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赤狐和貂的骨骼比例也出奇的高，以至于根本不符合它们在环境中的自然分布规律。

梅琳达认为，遗址中出土的豹和猞猁骨骼，或许可以解答这个现象。

在正常生态链中，顶级掠食者压制着中小型捕食者的数量，整个生态趋于稳定；而当定居于此的人类清扫了顶级捕猎者，中小型动物数量便不可抑制的爆发了。人类社区成为了这些动物的庇护所。

更重要的是，对于赤狐和貂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来说，人造的栖息地还意味着更丰富的食物，厨余残渣可供它们果腹。它们随着犬、猪等驯化动物一道，成为人类社区中的第一批动物居民。

不管梅琳达的假设是否合理，狐和人类的羁绊的确延续至今。流传于东亚文化中的大量狐仙神话，侧面反映了乡野中，人类与这种动物频繁接触的过往。而在西欧，赤狐早就成为让都市管理者头疼的难题。

中国的赤狐大多分布在偏远地带，但城市中也不乏投机主义者的身影：小巧的黄鼬穿行在道旁的绿化灌木中，而更为大胆的貉，甚至频频现身在摩登的上海闹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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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狐和黄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新环境”，而对另一些动物来说，人造环境的崛起并没有从本质上毁灭那些它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体态娇小的昆虫和蛙类对栖息地的规模要求不大，城市中的植被和湿地依旧是它们繁衍的天地。
许多鸟类也是如此。北归的家燕并不在乎自己的翅膀下是无人荒野，还是硬化路面，它只希望找到一片有着低矮植被的开阔地带，这样的环境往往滋养了大量昆虫，又方便它们捕食，而人类的农田恰好吻合这一需求。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原本用来筑巢的山洞和崖壁已经被推平了，好在家燕很快找到了替代品——人类的房檐甚至屋内。长久的共处让它们获得了一个通常只会被用在驯化动物身上的“名分”，而我们似乎也早就淡忘了这些邻居身上的荒野属性。

同家燕一样，一些鸟类是野性都市里最成功的代表，但这种适应也并不稳固。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的北海和中南海还有19种雁形目鸟类自然栖息，而故宫旁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古树上，至少有4种鹭科筑巢。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自然正在从从我们身边慢慢消退。北京市中心的鸟类种类变得愈发单一，甚至一些原本可以适应人类环境的鸟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和家燕不同，北京雨燕对城墙、宫殿的高处缝隙更为青睐，但随着古建筑的大量减少，以及为保护古建筑而进行的防护工程，都减少了它们的筑巢地选择。

只有少数对人类环境更为适应的鸟类被筛选下来。今天，万寿路的居民只得对着车窗玻璃上的乌鸦粪便挠头，却越来越难见到北京雨燕（普通雨燕）急速飞驰的场景。发生在北京的故事，正是今天城市野生动物困境的一角：我们的城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我迭代，高速的发展甚至让最适应城市化的物种——人类自己——都应接不暇，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城市野生动物更为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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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城市内部，也在城市和荒野的边境线上频繁上演。

或是由于不断扩张的城市将其原本的栖息地吞并，亦或是出于栖息地被农业、矿业毁灭后的无奈之举，一些野生动物仓促地成为了城市中的新客人，而它们与人类的迅速接触常常并不太平。

在南非开普敦，至少11群豚尾狒狒闯入城中。经过短暂的谨慎试探后，它们愈发大胆起来，从翻垃圾桶起步，豚尾狒狒将人类建筑视为觅食场所。它们会抢劫饭店和商店，甚至会拦路打劫带着食物的行人。

尽管开普敦官方采取了强硬的杀伤性措施，但紧张的局面依旧未能得到缓解。 在当下特殊的语境里，生活在城市中的野生动物或许会令人感到恐慌，但当我们回顾这些野生动物的城市生活史时，就不难发现，我们不可能创造一个只有人类生活的环境。而在漫长的陪伴过程中，这些邻居也并没有将威胁我们的生活作为目的。

人与野生动物愈发频繁又日趋激烈的接触，更多的是我们挤压它们生存空间后的必然反弹。而在以往的城市设计里，这样的挤压比比皆是——单调的草坪替代了多样的原生植被，硬化的堤坝替代了河滨滩涂，错综的道路切割着城市绿地，市区边界爆发式的拓展……这些都进一步给城市野生动物的失衡施加了压力。好在，一切也在发生着改变。

上世纪70年代，“反草坪”运动开启了自然友好型城市的序幕。从仅为景观考量的单调草坪，到生态多样的城中林地，这一运动不仅让诸多昆虫和鸟类受益，也反映了人们对城市和自然共处问题的思考。

从彼时到今天，森林和湿地覆盖率的提升，城市生态走廊的建设，以及本地居民的广泛参与，已经在一些城市结出丰硕的果实：今天的新加坡不仅拥有繁忙的港口，江獭家族也在滨海湿地自在畅游；在上海成为东亚大都市的百年之后，绝迹已久的獐，也重新出现在浦东的滩头。 在我们这颗蔚蓝星球上，从未有过城市这样的复杂生境，居住其中的我们也从未停止对它的适应。如何与动物邻居共容生存，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崭新课题。本文是物种日历特约稿件，来自物种日历作者@一个男人在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