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麋鹿科学发现一百五十七周年，而科学发现的地点即麋鹿模式种产地就是北京南海子。在北京南海子这块神奇的土地上，麋鹿这个物种得到了真正的拯救，其失而复得的经历，举世瞩目，不仅实现从国外到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到自然的回归，堪为中国、也堪为国际保护动物的成功范例，而且这种动物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性、科学性以及博物学史的内涵也相当丰富，然而，麋鹿为什么又叫“戴维神甫鹿”呢？说来话长啊。
麋鹿又名戴维鹿或大卫鹿，俗称“四不像”，（拉丁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 Milne-Edwards，1866）是一种极富传奇色彩和物种研究价值的哺乳纲、偶蹄目、鹿科动物。1865年，即清同治四年，法国神甫阿芒·戴维在北京南部考察动植物。走到清兵把守的皇家猎苑——“南苑”外，戴维隔墙远望，发现这里生活着一种奇异的鹿，角似鹿非鹿，蹄似牛非牛，脸似马非马，尾似驴非驴，勾起了作为博物学家的戴维的强烈探奇欲望。他买通了大清皇家猎苑的官员，于1866年初，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靠贿赂守卫猎苑的大清军士，以20两纹银的代价，得到了两套完整的麋鹿头骨角的标本。并于当年从海路运到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巴黎自然博物馆动物学家米勒爱德华的鉴定，获得令人吃惊的结论：戴维带来的动物标本为竟然是分类学上的新属、新种，体型如此之大的哺乳动物被戴维发现，从而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戴维由此而获得与麋鹿同名的殊荣。当然，不是戴维神甫改名叫了麋鹿，而是麋鹿的外文名称被称为“戴维神甫鹿（Pere David Deer）”。据说，在法国公使馆的帮助下，戴维还得到三只活的麋鹿，一并送往法国。
为纪念第一个发现者，精确地说应是科学发现者，便将麋鹿的洋名称做了“戴维神甫鹿”（Pere David’s deer）。其实，最早目击麋鹿的外国人，不是戴维神甫，而是另一个叫张诚（J.F.Gerbillon）的法国人。早在戴维来到中国之前的1687年，作为最早在华传教的法国耶稣会五教士之一的张诚，就到过南苑，窥视过这个皇家猎苑中的动物，只是时值隆冬，观察得不真切。有别于其它鹿种，在冬尽春来之际，麋鹿的角完全脱落了，张诚便草率地把这些“四不像”记录成了“野骡”，但是，就是这个记录，为富于探究精神的戴维，提供了一丝可贵的线索。
1865年，戴维作为又一个法国人，便是带着张诚的摸棱两可的记载，来到北京南海子的。同是这个大清猎苑，皇家禁地，面积是北京城的四倍，仍然是壁垒森严，根本不允许外人进入，更不能从中拿走什么东西，如果发现谁从猎苑弄出什么，将以死罪论处。当年，戴维虽然从高高苑墙的墙头张望，发现共有麋鹿约120只，看清麋鹿乃是非凡之物，却一直无法获得，出于一个博物学家的执着，或者说是一个觊觎者的执着，反正，戴维是惦记上这个他叫不上名字的、以为是驯鹿的某个类别的、被当地老乡称为“四不像”的动物了。
说麋鹿发现一百五十七周年，一定要加上“科学”发现的定语，毕竟，物种科学发现的命名规则是由西方人制定的，但麋鹿早已被中国先民所发现、所认识，这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麋鹿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渊远流长：周朝灭纣，姜子牙的坐骑是麋鹿；楚大夫屈原有“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之辞；周朝的青铜器，汉代的瓦当……麋鹿的形象，栩栩如生，各朝各代有关麋的记载、描述不绝于书，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关于麋鹿的诗句近百；清乾隆皇帝更有“麋鹿解说”之文刻于麋角，甚至中国道教的道观中还能见到麋鹿之像。
麋鹿的兴衰荣枯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野生的麋鹿在明清时种群已消失，其原因尚无准确考证。1894年，永定河水泛滥冲垮了皇家猎苑的围墙，当时圈养的120头麋鹿被冲散，有不少头被难民猎杀食肉。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北掠颐和园，南抢皇家猎苑，将仅剩的麋鹿（数目不清）抢劫一空。1900年11月10日，戴维神甫在巴黎过世，享年74岁。无巧不成书的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麋鹿，同是在这一年，于中国本土灭绝，灭绝地就在当年因戴维考察麋鹿而成为麋鹿模式种产地的——北京南海子。似乎戴维与戴维鹿，在冥冥中有着某种联系，不然，怎么随着发现者的仙逝，作为他的伟大发现物之一的麋鹿（David deer）也在原产地消失了呢。
可以说，令戴维始料不及的是，因为他的引荐，麋鹿作为硕果仅存的的一群，因为被引种到了欧洲，后来都被收藏于英国的乌邦寺庄园，才免于全部灭绝的厄运。1896年永定河洪水泛滥，南海子的麋鹿仅余20-30只。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洪水战乱，雪上加霜，南苑遭劫，覆巢之下无完卵！瑟瑟秋风中，德国军队追杀义和团，长驱直入，闯进了昔日的禁地：南苑。苟延残喘的麋鹿种群在战火中遭到灭顶之灾，从此，作为麋鹿故乡的中国，彻底没有了麋鹿（作为残存者的最后的一只麋鹿是1920年死于西郊万牲园的），而不幸中的万幸，如果不是戴维的引荐，麋鹿不会在英国乌邦寺一息尚存，这姑且算是西方人对劫掠中国生物资源的一种赎罪和补救吧。
戴维当年的中国之行，可谓硕果累累，他带走大量标本，包括：鸟类标本1322号，兽类标本585号。在戴维采集的大量标本中，尽管有些毁损、有些丢失，也有些重复，但经动物学家的鉴定，比其他人相比，他的成果质高而量大，简直史无前例。
戴维在1874年离华之前，在法国外交人员的协助下，陆续将活的麋鹿运至欧洲的一些动物园，既丰富了这些动物园的展览内容，更为麋鹿的劫后余生、种群延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还将80多种植物引种到巴黎植物园，后来又被引至欧美许多国家，极大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博物学研究的兴趣，对生物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在北京南海子采集的麋鹿，被命名为“戴维鹿（David deer）”；他在四川宝兴采集的珙桐，被命名为“戴维树（David tree）”；同样在宝兴采集的熊猫，被全世界称为Panda，在中法交流史上，堪称独树一帜，在生物学考察史上，可谓殊荣无上。
一个世纪前到了欧洲的麋鹿，被放在动物园中圈养，但由于没有湿地环境，范围又很小，所以非但没有繁殖，反而一只一只地死去。此时英国乌邦寺的主人福特公爵将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收集到自己的庄园里，庄园很大，麋鹿处于半野生状态，与原来的栖息环境相宜，使濒于绝迹的麋鹿又奇迹般地逐渐繁衍起来，一战时期达88头，二战时期达255头。二战时乌邦寺的主人认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危险，为了保护麋鹿，他们将麋鹿又疏散到世界上很多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英国伦敦动物园曾将两对麋鹿作为礼物赠给北京动物园。与欧洲动物园一样，这两对友好使者因园区兽舍狭小未能繁育后代。
1979年，我国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等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这一倡议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响应。1984年11月，英国乌邦寺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决定，将22头麋鹿无偿赠送给中国（其中2头送到上海动物园），1987年公爵有补送18头，这样北京麋鹿建群个体为38头。
麋鹿还乡，落户何方？中国各方面专家经过多方论证认为，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自然生态条件考虑，北京南郊的皇家猎苑旧址南海子都是麋鹿回引的最理想地点。对此塔斯维托克侯爵也非常认同，他说，“能与中国合作让麋鹿重返故里，的确是一件极令人振奋的事情。”
南海子位于北京大兴区北部，与通州区、朝阳区、丰台区相邻，作为原先皇家园囿的“海子”（即水洼），大部分已被改作养鱼池，只有三海子中部隶属南郊农场的900余亩“湿地”还保留着原始自然的风貌，垂柳依依、荻花瑟瑟、薮泽罗布、水气氤氲，只欠“呦呦鹿鸣”了。1985年5月，北京市政府便在这里建成了千亩麋鹿苑。
1985年8月24日，22头麋鹿满载中英两过人民的友谊，乘坐专机从乌邦寺飞抵北京（其中2头运至上海），回到了老家大兴南海子。这样，流落他乡近1个世纪，历尽劫难的麋鹿终于踏上了故土。国际动物保护人士评论道：“将一个物种如此准确地引回它们原来栖息的地方，这在世界的‘重引入’项目中堪称是独一无二的。”1987年乌邦寺又运来18头麋鹿；此后我国又在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分别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1986年从英国七家动物园集中了39头麋鹿运到中国江苏大丰）。
三十七年过去了，重归故里的麋鹿野化成功，发展迅速，现在，全国麋鹿总数已愈万头，再无绝种之虞。麋鹿的野化、繁殖是中外携手拯救濒危物种的成功范例。
归去来兮，圆梦之麋
麋鹿是一种特产于中国湿地、极富文史背景和传奇经历、颇具皇家渊源和贵族身世的鹿科动物，它以择水而居的阴柔之美，遗世独立的傲然身姿，展现在您的面前，呈现于北京南郊、长江故道、黄河辽河、黄海之滨，堪为活的自然文化遗产。
一个世纪前，英国乌邦寺的主人十一世贝福特公爵将世上仅存的、流落于欧洲的18头麋鹿收留，使这个濒于消失的物种绝处逢生。一九八五年，麋鹿还家中国北京。一九九三年起，北京麋鹿陆续野放湖北石首等全国五十地，几经繁衍，数量过千，其中北京麋鹿苑为200余头，再无灭绝之虞，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其兴衰历程竟与国家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可谓“国家兴，才有麋鹿兴”。濒危物种，回归故里，圆梦中华，三十而立。如今，徜徉于大江南北的麋鹿，不仅实现了从国外向国内的回归，更实现了从人工向自然的回归。
今后，麋鹿还将踏着“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古老弦歌，生生不息，魂牵情系。圆梦之麋，归去来兮！
作者：郭耕
整理：Sherry
审核：绿茵
编辑：Pierre
扫码下载APP
科普中国APP
科普中国
科普中国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42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