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结论为什么越来越“乐观”？

2015年，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者发起了一项针对PubMed数据库中论文的分析调查，结果发现从1974年到2014年，科学家们在描述自己的研究时，语气越来越乐观，积极词汇的出现频率上升了将近9倍。论文中“使用积极和肯定的词汇的频率从2.0％增加到17.5％，40年来这些词汇的使用频率相对增长了880％。特别是‘强健’‘新颖’‘创新’和‘前所未有’等词汇，使用频率的增长比例竟然达到2500％至15000％！”。实际上，这些词汇使用频率的上升，反映的是夸大其词之风日益盛行，而并非科学发现的数量和质量真的有所提高。

媒体是公众包括科学家获取有关科学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与科学相关的报道过于扩大其研究结论，或者脱离研究结论产生的情境，那么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最常见的就是与疾病有关的报道，有时候会让很多患者在对希望的等待中逐渐变得失望和绝望。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呢？到底是媒体不实的报道误导了公众，还是科学研究为了引发媒体的关注而刻意地使用一些易于抓住媒体眼球的字眼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探讨的科学媒体化问题。

1998年，德国科学社会学家彼得·魏因加特（Peter Wingart）在《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了《科学与媒体》（Science and the media）一文，正式地提出了科学媒体化（science medialization）一词，随后一些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并且进行了一定的拓展。该理论认为，随着科学与媒体之间的联结日益紧密，科学议题在媒体报道中愈加丰富、多元，媒体对科学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由此，科学体系内部逐渐产生了一种“媒体导向”，即科学知识生产日益服从于媒体的价值标准，如媒体报道追求轰动效果、戏剧性、争议性等。概括来说，科学媒体化意在强调大众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对科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与媒介的互动日渐频繁，更加紧密地“耦合”在一起，最典型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与媒体机构增强联系，不断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另一方面，科学逐渐受到媒体价值导向的影响，部分价值导向与科学自身的价值和规范形成冲突。

实际上，魏因加特在上述文章中从传统的普及模式入手，即科学真理是在科学的社会体系内生产出来的，并且经由公众可以获取的形式和渠道传播出去，这里就涉及到了缺失模型的问题。媒体对科学的报道往往不是聚焦于科学声誉，而是会根据媒体的原则来遴选科学话题，其中就包括显著性。实际上，科学的声誉与媒体所看重的显著性是两码事。不过，科研成果还是把追求真理，或者说维护科学的声誉为要务，所以并不会刻意地去迎合媒体的报道需求。然而，科学界可以看到媒体对科研成果的报道给科学论文本身带来了某种程度上有益的影响（比如下载量和引用率的增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媒体可以被工具化，并以此来获得公众对科学的关注或者把科学作为他们的优先考虑。正是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之上，科学媒体化的提法便应运而生了。

当然，这里不会做太多理论的探讨，而是会着眼于科学媒体化对与媒体的科学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及至对公众和科学本身产生的影响。因为每年会有大量的科研成果发表在科学期刊上，而真正能够得到媒体报道的可谓“凤毛麟角”。“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得到公众的关注，获得延续性经费等，一些科研成果往往会跟媒体报道产生某种程度的“共谋”。科研论文或者科研论文的作者也会主动地亲近媒体，寻求媒体对科研成果的报道，进而有可能出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情况。媒体的关注除了可以增加科研论文被媒体报道的几率之外，还有可能让公众对科学产生某些不切实际的看法，而忽视了科研过程的本质。

虽然科学媒体化的说法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并且也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个话题，但是理论研究与实践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表现在如何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来指导科学报道，让更多的人知晓科学媒体化现象的存在，并在消费有关科学的新闻时能够更加理性和明智。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