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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昌义)2020年3月,英国推出“群体免疫”政策以对抗新冠疫情。此项政策很快招致了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的一致批评,本文试图从科学传播理论三个应用模型角度分析“群体免疫”政策的不可行,并对此提出相应建议。
从科学传播角度看英国“群体免疫”
VIEWING BRITISH "HUNDRED I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摘要】:2020年3月,英国推出“群体免疫”政策以对抗新冠疫情。此项政策很快招致了科学界和科学传播界的一致批评,本文试图从科学传播理论三个应用模型角度分析“群体免疫”政策的不可行,并对此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群体免疫;科学传播;科学传播模型
【Abstrac】In March, the United Kingdom launched a "herd immunity" policy to combat the new crown epidemic. This policy quickly drew unanimous criticism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feasibility of the "herd immunit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application model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is.
【Key Words】Herd immunity;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model
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英国已经进入疫情的第二阶段“延缓”(DELAY),将以“群体免疫”的方法对抗疫情发展。随后,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也为政府的抗疫政策进行辩护,他指出英国“群体免疫”的方法是为了减缓疫情发展的速度,并使人群的免疫力得到增强。
这个政策出台后,国内的自媒体也旗帜鲜明的分成了两派,一派以科学家饶毅为代表,他们认为这种所谓的“群体免疫”方法就是谎言,没有疫苗的“群体免疫”只会出现达尔文所说的“适者生存”,这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另一派以三联周刊的文章《“群体免疫”之前世今生》为代表,他们支持英国政府和科学顾问的政策,指出这是目前最适应英国国情的方法,这才是最高级的人道主义。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英国的抗疫政策呢?我觉得应该回归科学传播最核心的理念去分析这个问题。其实英国应该是对科学传播研究最早和最深入的国家,英国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提出了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的理念,他认为科学传播研究的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1]。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还出台了《公众理解科学》,强调了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科学传播。
现代科学传播理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将交流(communication)引入了科学,[2]这也是与传统科普观所不同的。传统科普观认为科学普及是单向的,是科学共同体单向将科学知识向公众进行传播,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群进行传播,同时隐含的前提是科学必然是好的。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所看到的,只有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向我们介绍科学知识。但时至今日,这种科普的方式面对新形势的变化也必然要发生改变。科学素养的提升、新兴自媒体的出现也让公众有了参与科学传播的可能。所以我们目前更迫切需要将交流(communication)引入了科学,发挥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让公众理解科学,让公众参与到科学传播。由此也相应产生了科学传播的三个应用模型: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民主模型(democracy model)、内省模型(reflexivity model)。
英国科学家约翰·杜兰特最早提出了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缺失模型”的主要理念是“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提高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3]。相对于传统科普观而言,“缺失模型”虽然也认为科学是好的并会对公众产生很大影响,但他不仅仅考虑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更希望通过这种科学传播让公众去理解科学,同时也做出支持科学的决定。而英国目前的“群体免疫”策略应该就是应用了这种模型去做的一种政治决策。首先让大家了解尽可能的去了解目前为什么要做“群体免疫”,同时让大家看到政府的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性,同时尽可能的争取媒体和民众去支持这项政策。目前看到的消息是,英国在实行这项政策后社会还比较平稳,虽然民众有不同意见但也没有造成太大问题。
但是不是这样做就可以了呢?英国学者布赖恩.温也对“缺失模型”提出过不同意见即“内省模型”,他认为科学共同体也会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一些事实(共谋理论),或者科学不同体不承认科学理论的局限性(自大理论),所以必须要将内省引入科学,让公众和科学共同体加强互动交流,从而理解科学[4]。从目前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政府的内省明显不足,并且对“群体免疫”理论研究并不全面。一封来自198位数学和科学领域的学者公开信也对所谓“群体免疫”提出质疑,称“在当下这个关口寻求‘群体免疫’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将使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受到更大压力,且使更多人冒不必要的风险。”另一封由164名英国行为科学家联署的公开信提出了对“行为疲劳”这一概念的担忧。信中指出,“行为疲劳”是英国当下应对新冠疫情政策的基石,但其背后的证据值得怀疑。其实关于“群体免疫”的理论应用于目前大流行病的防疫是不是有效,只是经过理论探讨过,并没有经过科学实验去验证,也没有被历史所检验过。被实验和历史检验过的所谓“群体免疫”的方法其实是指的应用疫苗产生群体免疫,而不应用疫苗的群体免疫根本没有实践过。一种没有实践过的科学方法直接应用于防控疫情,其实存在很多的科学伦理问题,更何况这种方法背后还有可能会造成至少十万人死亡的可能(十万人的数据是根据60%的英国人可能感染推测而出)。所以就连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批评英国这一防疫政策是在用民众玩一场“轮盘赌”。
而回过来再看看国内的反映,我觉得我们某些媒体过于相信英国政府的解释了,而且这种解释其实也并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仅仅是一家之言,或许有可能会造成成千上万的生命丧生,我觉得这并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回到最后一个民主模型的概念,民主模型意味着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处于平等地位,公众应积极参与到科学决策讨论中,公众有权知道科学所带来的的有利和不利的一面,公众也有权去监督和约束政府和科学家的研究[5]。如果从这个模型出发,就更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议会网站会出现十万人抗议这项政策。最后连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也对发展“群体免疫力”以对抗新冠病毒的观点提出质疑。当然,足够的质疑是去解决问题,相信在面对质疑下,英国政府会勇敢检视自己政策,适时去调整政策。而目前有报道,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也表示,“群体免疫并非我们的目标或政策,它只是一个科学概念。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生命,打败这一病毒。”按照他所说的,相信再过一段时间,英国的抗疫政策应该会回归保护生命积极应对。
另外在本文参加征文之前(8月6日),我再一次搜索了英国的新冠疫情相关数据,英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数已超过30万,因为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达到46000多例,每日新增确诊数近千例。如果3月份时英国就能认真应对,而不是考虑所谓的“群体免疫”政策,这个数据本应该还少的,可惜英国人没能认真应对,放弃了科学与思考,造成了如今全球确诊数据第12名的惨况。
参考文献:
[1][英]J.D.贝尔纳著.陈体芳译.科学的社会功能[M].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3:341.
[2]张晶,尹兆鹏.科学传播理论的历史考察:将“传播”理念引入“科学”的历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05):27-30.
[3]李正伟.刘兵.约翰·杜兰特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缺失模型[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3).
[4]刘兵.李正伟.布赖恩·温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内省模型[J].科学学研究.2003(6).
[5]翟杰全著.让科技跨越时空:科学技术传播与科技传播学[M].北京:北京理工人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