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中国]-对不可控的事物，人们一定会找阴谋论解释|彭凯平专访

编者按：

本文采访和成稿于四年前，首发于《新周刊》第419期封面专题“阴谋论患者”。

“阴谋论”有关的话题从不过时。时代的噪音中，随处可见它的影子。

（阴谋论？嘘……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登月骗局”是最经典的阴谋论之一。图片来源：NASA）

“阴谋论有演化上的意义。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

先来做个悬想：原始人面对地震、山崩、洪水，一种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种人立刻失态拼命逃生，哪一种人更可能在当今社会拥有后代？

答案显然是后者。

假如让这问题再牵强一些：假如古人看到蚂蚁过道，一种人认为“蚂蚁过道天要下雨”的谚语缺乏逻辑而不屑一顾，一种人则忧心忡忡担心下雨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洪水，哪一种人生存下来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答案还是后者——即使他的出发点来自一个误会。

“自私的基因”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可以容忍这样看似不美好的存在：我们恐惧、会感到疼痛、会生病，甚至有时候不明智——一切都是为了基因存留下去。

（图片来源：Pixabay）

“对未知情境充满不安全感时，人需要警觉意识，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直觉对陌生情境进行解释，将其纳入可控的范围之内—— 阴谋论并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但它能够帮助有些人在没有办法全面思考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因此被保留下来。 ”在彭凯平看来，现在人类社会有些基因是演化选择的结果，它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具有一定的选择的意义和价值。“存在一定有原因，但‘有原因’不意味着‘应当存在’，这是两回事。”

数百年的现代科学知识不足以改变六千万年演化而来的心理特性。因此，当现代人在面对超越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时，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随时赋予其主观的解释。在《 为什么阴谋论如此盛行？ 》一文中，彭凯平如此分析：“比如‘马航事故’，对许多人来讲，知道飞机被美国人劫持到了秘密的基地显然比一无所知要好得多，而且更能够满足我们对这个世界一致性的认识和对环境的控制力，因为它符合我们这些年形成的反美意识和政治要求。”在彭凯平看来，这种心理机制就是阴谋论得以流行的心理原因。

“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存在。”

（马航失联乘客家属为亲人祈福守望。图片来源：图虫创意）“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研究态度要理性客观，但对于研究方向，研究者会有自己的偏见。

“科学并非与社会生活无关。我们的倾向性来自何方？来自我的选择、我的信念和我的经历。”

1989年1月，27岁的彭凯平来到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读硕士。之后，有两件和中国相关的事情令彭凯平影响深刻，其中一件是“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卢刚是彭凯平的北大校友，曾与彭的朋友的室友为恋人关系。

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为什么会走上杀人的道路？

彭凯平发现，谈论这件悲剧时，中国学生往往认为“如果当时卢刚已经与以前的女友结婚，也许悲剧不会发生”，而美国同事则认为“应为那女孩感到庆幸，如果卢刚与之结婚，那位女孩也会惨遭毒手。”——中美朋友的不同反应及呈现出的不同归因方式，令彭凯平开始关注行为科学背后的文化差别。

1991年，还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的彭凯平，与师兄Michael Morris（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用计算机生成了各种几何形状，圆形、方形、三角形，让他们随机互动，产生毫无意义的情境，然后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被试来解释这些随机运动产生的原因。结果这些被试都给出肯定性的、有声有色的、有时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故事来，比如三角情仇、江湖恩怨、夫妻背叛、父女情深。这充分表明，人类不能够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即使是一些几何形状之间的互动，我们都要给出明确而且肯定的回答。这一研究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2004年，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教授的彭凯平和当时的学生Eric Knowles（现任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用类似的几何图形测试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图形的分析，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当这些几何图形的运动比较明确地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时候，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还是能够从物理学的原则来解释这些事物的运动，但是对不符合牛顿力学定律的物理运动，比如“一个圆形在毫无外力触发的情况下滚动起来”，或是“两个物体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相继移动”，绝大多数被试还是都会给出海德式的解释。

“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物理现象产生的主观解释是正确的，这可以解释阴谋论产生的一个原因：人类有一种急需对外在事物了解的倾向性。”

在彭凯平看来，物理世界是人类最早接触到的世界，对不同群体来说文化差异更小。“如果再做下一个研究，我可能会选择生物或化学相关的阴谋论。以化学世界为例，很多人缺少心理体验——这些领域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控的，这时候最容易产生阴谋论。任何时候，对于不明确、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人们一定会用阴谋论来解释。”

（图片来源：Pixabay）

中国人比较善于将两个不同事物关联起来，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其实没什么关系——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在美国，相信阴谋论的人一般有三个特征：社会地位比较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判断能力较低，以及缺乏基本的教育。”

但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中国有很多极聪明、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也会宣讲阴谋论。他们超级聪明，知道老百姓喜欢听什么，政府能够容忍什么，所以他们拿阴谋论来为自己营销。”

即使刨除利益上的诉求，在彭凯平看来， 中国文化有种强烈的“非黑即白”传统，以及“整体性思维”的倾向，很容易成为阴谋论滋生的土壤 。

中国人更擅长“判断相关”，这一点在彭凯平的另外一个研究中得到过证明：“我们是让人估计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举个最简单的范式：在屏幕上随机出现数字1、3及形象男、女，当出现一定次数之后，人们就会发现，是不是出现‘1’的时候较多出现‘男’，可以估计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

其他的测试列表包括：一个秃顶的人是否智商高、一个说话有英国口音的人是否受教育程度更高。“有的是刻板印象形成的相关，中国人挺容易受这些影响，比如，蚂蚁过道天要下雨，或者，你做某事三次就会得到什么功德，这都是没有科学证据的虚无相关。”

但“相关”并不意味“因果”。“中国人比较相信‘天意即是人意’。比如，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民主？因为‘天无二日，人无二君’——因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所以我们单位不能有两个领导——乍一看会觉得有道理，但仔细想就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没什么关系啊。”

这种“判断相关”的惯性，有时会让人不小心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阴谋论便在此恭候。

外国人相信13号星期五容易发生坏事，路遇黑猫会倒霉，从梯子下面走会倒霉，打碎镜子则会足足倒霉七年……这些迷信和阴谋论有着同样的心理机制。

“我们还有一种‘天下一体’的文化，喜欢说天下大事，谈论国际政治。我们比较多的‘阴谋论’论调都针对国际阴谋，没有人敢说政府的阴谋——谈外国的阴谋特来劲，谈自己的阴谋就不敢了。”每当听到此类“阴谋论”论调，彭凯平便觉得不以为然，“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不去做，却去管美国人怎么想、怎么做——就算美国人对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来起作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家发展，我们的官员、精英如何选拔和利用，我们老百姓如何得到幸福——这比讲美国的什么阴谋有意义。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赤裸裸公开的，你不去研究如何对付他的阳谋，光去推测有什么阴谋有什么。 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比猜测什么阴谋更有意义。”

对话

麦芽杨：

你提到，初到美国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你的研究兴趣产生了影响。除了“卢刚事件”，还有一件呢？

彭凯平：

初到美国那一年之后，原本渐渐趋于理性的中国宣传开始出现一些“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变”这样的内容。我就很好奇这些黑手到底做了什么，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相关的资料，发现那些所谓的“中情局八条建议”之类的观点，最初是德国间谍针对苏联讲如何渗透、搞和平演变的策略，后来演变到被美国右派的反共分子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阴谋，后来又演变成美国对中国搞和平演变。

我经常讲，有些所谓的“精英”连英文都不好，天天在说外国人怎么想、怎么对中国阴谋，这不是很可笑么。但比这种“不懂就说”更无耻的是：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但还是要这样说，来迎合一些情绪，赚一些昧心钱。

我有一些同事、导师或学生是美国对华问题的专家，比如，我研究生时的导师、后来成为同事的Kenneth Lieberthal，他是卡特总统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国家安全副顾问。我曾问他们： 你老老实实（honestly）回答我，美国有没有政府支持的“和平演变”计划？他们说，没有啊，忙都忙不过来 。美国政府都是很短视的，因为四年或八年就换掉了，要坚持不懈搞一种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说“美帝对华阴谋”的说法，我都不以为然。

而且，美国主流社会其实很少谈阴谋论，因为觉得没有意义：阴谋要实现出来，一定是有很多人参与，需要非常长久的隐蔽的活动——但在美国这种信息自由、信息爆炸的社会是不太可能的，也许很快就被揭发出来——或者，要维持这样的阴谋成本也太高了，所以美国人不太信这种阴谋。

但美国有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比如民兵、跟两党政治没关系的反政府的小党，喜欢宣扬阴谋论，认为执政两党是为资本家服务，编造一些故事。顺便我要说一下，其实我看了好多国内的“阴谋说”，都是抄袭美国的反政府组织和民间邪教团体的说法，包括《货币战争》，但符合我们主流社会的反美意识形态，所以大家都不择手段地抢过来了。

麦芽杨：

“阴谋论者”可以反问：可能你只是不知道？

彭凯平：

当然，你可以说“我只是不知道”——问题是，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

有人会说是领导说的，领导说专家说的，专家又说领导说的，一头糊涂账算不清楚——没有做学问的考据的思想。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考证：它从哪儿来，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这才是科学态度。我们现在不说这些，只说有没有。我有时很忧心，我们如果不提倡批评、独立判断、独立分析，造成我们简单、被动、消极地接受一种思想和观点，并认为是绝对真理。但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说没有绝对真理。

麦芽杨：

在你看来，阴谋论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什么？

彭凯平：

阴谋论最大的问题是会让我们忽视现实，鼓励人们对事物不证明、不找证据 。这是一种普世的危害，不管哪个文化，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对不对？我们希望人去找证据去证明，找线索来说明，不要总是“怎么证明阴谋存在，因为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用阴谋论解释”——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循环论证在科学上是最大的弊端，永远没办法做科学的验证，结果导致无逻辑、不理性。而且你还不能指摘，指摘就说明你就是阴谋的一部分。

所有讲阴谋论的人都是思想上很懒的人，或者学术能力很差，找不到证据就说是阴谋。因为阴谋论都是针对不好的结果（好的结果从来归结于自己），你做不到、不明白或无法解释时，就去找阴谋。这就是“阴谋论”产生的心理基础：一种无奈感，受挫折感和愤怒感。归根到底， 阴谋从来不是解释别人，从来都是说服自己 。

你要让阴谋论者改变自己的理念很难。比如，很多政治辩论很伤和气，就是因为没有道理可讲，信念太坚定了。

麦芽杨：

这就涉及你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信念固执。你的文章里提到伦敦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思想保守的人大脑额叶的前扣带回部位灰质区域偏小，而这部分脑区对人们理解模糊和冲突信息很重要。而你与清华大学心理系的同事也发现“前扣带回是我们处理矛盾信息的神经中枢”。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更倾向“阴谋论”的人，除了后天对信息获取以及教育等原因，脑结构这样的先天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倾向？

彭凯平：

“信念固执”的人大脑前额叶的内侧前扣带回（dACC）发育有问题，灰质容量比较小，无法处理复杂的矛盾信息，但这只是意味着他们更容易产生“信念固执”的倾向，并非一定会“信念固执”；更何况，有的人的“信念固执”是装出来的。

麦芽杨：

这样可能会被过度解读为“脑残”

彭凯平：

过分相信阴谋论的人有时候是“脑残”引起，有时候是别的原因引起。是生理意义上的“脑残”，但说出来就显得政治不正确，其他科学家也会认为不够严谨。这么说也许会吸引眼球，但这不是科学家的习惯。

麦芽杨：

将来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对阴谋论者的大脑的相关研究。有没有可能：也许会出现对“阴谋论者”这一群体的歧视？这样说似乎也有点政治不正确。

彭凯平：

前扣带回不足，可能没法处理矛盾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接受阴谋论。“阴谋论”或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是我们选择的结果，那就不是简单由生理结构决定的。这可以用哲学上的目的论来解释：这个事情你选不选择，如果选择，就有责任，人家批评你有责任或有意图地做这个事情，就是合法、合情、合理的；但如果你完全没有选择，因为你是这一类而歧视或批评你，这就不对。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刻板印象”式的歧视，比如作为河南人被歧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法选择。但如果是可以选择的事情，你还选择做了，那就可以批评。所以，我们不是歧视脑残的人，而是歧视脑残的人群中选择相信阴谋论的人，应当把“自由选择”或者“自由意志”考虑进来，这才是全面的理性的科学的认识。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鼓励人们关注现实，关注周边的人，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不要想那些和我们八杆子打不着的问题，那些问题谈起来挺开心的，但于事无补。

不管如何做知识传播的工作，阴谋论肯定还会在中国存在下去，总会有人相信阴谋论。很多所谓的“大V”也没有科学素养和经验，就自以为是地说。这些人不代表真理，我也不代表真理， 真理并不是掌握在一方手中，而是辩论的产物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民主的辩论机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是因为：其他听众，那些没有鲜明意见的人，希望能从双方辩论或者沟通中来了解事情真相。不论你是阴谋论，还是反阴谋论的人，都可以来讲是怎么回事，然后大家做判断，但如果你还没让人说话，就先扣帽子，说他是汉奸，这样别人就没法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