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中国]-在耶路撒冷，科幻是一种宗教吗？

现代世界将会愈发激进地向着世俗化发展。——马克斯·韦伯《对以色列科幻史的社会学反思》作者：Nachman Ben-YehudaScience Fiction Studies,vol.13(64-78), 1986自1948年以来，科幻在以色列的状况一直在“繁荣”和“崩溃”间震荡不已。科幻的第一轮热潮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终于60年代初；第二轮热潮则更加明显，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1981年12月。然而在两股热潮之间，不论是原创科幻作品，还是翻译引进的著作，在数量上都大幅减少；有组织的科幻圈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样的事情在1981年末又再度上演。依笔者之见，以色列科幻的兴衰与爱好者活动的存亡之间的关系绝非巧合，70年代末以色列科幻的再度崛起和科幻俱乐部的涌现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联系。在笔者看来，活跃的爱好者社群对于科幻这一类型的大众化和合理化都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大众化和合理化的趋势才能让科幻作品得到出版。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试图论述：以色列的科幻和以色列科幻圈的历史息息相关，并且进一步地，与本国的文化基质、经济状况以及或促进或妨碍科幻圈发展的社会多元主义息息相关。为了完成对以色列科幻状况的评估，笔者将遵照实用标准挑选真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调查仅考虑被译作希伯来语并且被作家/出版商/评论家认可为科幻作品的著作，因而将排除掉希伯来人的神秘主义/奇幻小说（不限语言）。这类被排除的小说包括所有以“魔偶”（即在公元16世纪下半叶，比撒列拉比为保护犹太人而制造出的人造人）传说为基础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以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Bulgakov）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为首的围绕魔法力量展开的作品（相当于希伯来语世界的《莫斯科的魔鬼》）。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BashevisSinger）依赖犹太魔法和宗教体系的小说类似，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应该被归为奇幻小说；类似的情况还有夏勒姆·巴比约夫（ShalomBabayof）的《火球》（Kadir Ha'esh），该小说讲述了一位喀巴拉学者将他的养女许配给了一名外星人的故事。被排除在外的还有犹太复国主义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描绘了未来犹太国的样貌。其中，B·Z·埃尔奇（B.Z.Herzl）的描绘了未来的犹太人乌托邦的《Altnoiland》通常被视作以色列的一张“蓝图”（埃尔奇的其他小说也同样如此）。遵照这种认知，在1948年后出版的大量关于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态的针砭时弊的乌托邦/反乌托邦作品同样不应当被视为科幻小说。在其他的标准下，这之中有一些作品会被纳入科幻范畴，尤其是阿莫斯·凯南（AmosKeinan）的《通往伊恩哈罗德的道路》（Haderech L'Ein Harod,该作讲述了一个未来的以色列独裁社会）及其续作《毁灭日2》（Shoah 2,该作详细地描绘了以色列的灭亡和此后无休止的战争）。然而，尽管两部作品在“未来史”这一题材下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以色列的科幻迷、评论家、书商甚至出版商的眼中，它们都称不上科幻小说。凯南自己甚至在他的全部访谈中都明确否认自己的作品是科幻作品。阿莫斯·凯南（1927-2009）以色列画家、雕塑家、剧作家、小说家凯南有意避免为他的作品贴上科幻标签的原因值得一探，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能够从中意识到科幻在以色列的地位，还能借探究本身突出我们所选用的评价标准的实用本质。他这样做的首要也是最明显的动机源自于对科幻的环球共识（并非局限在以色列本土）：整个文学界对科幻这一文学类型都充满怀疑与敌视；另一个原因则是以色列特有的，其中涉及一场语言使用上的变革。在1978年以前，“科幻”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表述采用字面上的翻译“madadimioni”。但是后来它变成了“madabidioni”——不是“科幻”，而是“伪科学”、“胡编乱造”或“传说”。在这些新词汇的基础上，又衍生出科幻是“逃离主义”的观念，从而导致科幻小说与奇幻小说被归为一谈。敌视科幻小说并将其斥为“伪科学”、“胡编乱造”的现象并非以色列独有，图为中国科幻发展史中著名的“精神污染事件”的导火索《科幻作品中的精神污染也应清理》，文章发表在1983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另一方面，坚决否认凯南的作品是科幻小说的读者们却又会将比奥伊·凯撒（Bioy Casare）的奇幻小说《入侵计划》（Plan deEvasion）归为科幻。因此，笔者所采用的标准不仅有助于将调查缩小到可行的范围内，它同样能够避开分类不明造成的困扰（至少在以色列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短暂微小的繁荣在20世纪50年代末，科幻小说开始在以色列的文化舞台上抛头露面。当时，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来自美国，其中最先登陆以色列的是好莱坞的电影（诸如《目标月球》《当世界毁灭时》《地球停转之日》《世界大战》和《星战毁灭计划》等）。人们对科幻的兴趣很快转向图书市场。以色列本土的出版商开始着手进行科幻小说向希伯来语的翻译工作（这些作品同样大多来自美国）。在该业务上，以Yanshuf和Ramdor为代表的大型出版公司做出的贡献十分边缘化（诸如K·F·克洛森的《明日历险》和威尔逊·塔克的《来自明日的男人》）。不过，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家名叫罗盘出版公司（Matzpen）的出版社，专营科幻小说翻译工作。在该公司的努力下，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傀儡主人》、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ericBrown）的《疯狂的宇宙》（What Mad Universe）以及弗兰克·M·罗宾逊（Frank M.Robinson）的《力量》（The Power）等作品得以被引进以色列。然而这些译介作品的销量却和编辑们的预期相差万里。实践证明，这次探索完全是赔本买卖，以至于罗盘出版公司很快就被迫宣告破产。而随着该公司的倒闭，翻译外文科幻作品并出版的整个产业便暂时偃旗息鼓了。在此期间诞生的三家科幻杂志同样遭遇了和罗盘出版公司一样的命运，其中两家的倒闭时间甚至都和该公司基本吻合。三家杂志都沿用低成本印刷（可想而知，其质量同样难以保证）、仅发表希伯来语作品、匿名编辑的政策。杂志上的作品全都是从英语世界引进的。《宇宙：科幻故事》杂志封面第一份杂志名叫《科幻小说》（MadaDimioni），该杂志倾向于发表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该杂志有一项怪癖——隐去作者和译者的名字（鉴于译者的水平很高，这种行径应当遭到谴责）。《科幻小说》存活了十三期。第二份杂志和《科幻小说》诞生在同一年（1958年）。它诞生在特拉维夫，出自Tash-Ted出版公司之手，名叫《宇宙：科幻故事》（Cosmos:Science FictionStories）。杂志完全致力于刊发翻译作品，诸如艾萨克·阿西莫夫、弗雷德里克·布朗、亨利·库特纳（HenriKuttner）、穆雷·伦斯特（Murray Leinster）、W·帕克（W. Parker）、罗伯特·谢克里（RobertScheckley）等人的小说。和竞争对手《科幻小说》不同，《宇宙：科幻故事》会为作品署上作者的名字（但仍然不标明译者）。该杂志在刊行了四期以后宣告倒闭。而最后一份希伯来语杂志名叫《飞侠哥顿》（FlashGordon）。杂志同样诞生在特拉维夫，由Randor出版公司负责刊行。顾名思义，杂志上发表的是H·L·哈德尔（H. L.Halder）创作的“飞侠哥顿”太空西部冒险故事。译者的名字依旧无缘见刊。杂志创刊于1963年，存活了七期。考虑到在整个60年代初引进以色列的科幻小说的数量，在同一时期，以色列唯一的本土科幻作家只在海外发表小说（至少就笔者所知是这样的）这一现象便显得十分讽刺了。这里的“唯一”指的是莫迪凯·罗斯瓦尔德（MordechaiRoshwald），其代表作有《七级》（Level Seven）和《小型末日》（A SmallArmageddon）。罗斯瓦尔德的这些末日小说都以英文写就，经海涅曼出版公司（HeinemannPublishers，位于伦敦）出版，并且至今仍未被译为希伯来语。所有这些现象都在表明：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唯一的科幻作家并不在乎本土的读者。莫迪凯·罗斯瓦尔德（1921-2015）美国学者、作家，出生于乌克兰，后移民以色列，在此出版了一系列科幻小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翻译与杂志伴随着《飞侠哥顿》杂志的垮台，第一波小型科幻“热潮”陷入沉寂。在接下来的15年里，科幻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此期间，仍然出现了一些翻译作品（诸如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和《九个明天》）。它们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2001太空漫游》或《天外来菌》的风行的影响。然而科幻杂志领域却仍然一片空白，包括有组织的科幻社群在内的任何能够被称作希伯来本土科幻的事物也都处在同样的境地。在70年代末，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Am-Oved、Masada、Ma’ariv和Zmora-Bitan-Modan都开设了科幻小说书系。算上Ledori、OrAm、Ramdor、Schocken、RavMecher等出版公司以后，参与科幻出版的出版社已有十余家。这些出版社总共推出了超过190本翻译作品，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群星，我的归宿》和《被毁灭的人》、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约瑟夫·法默（JosephFarmer）的《走向你们散落的身体》（To Your Scattered BodiesGo）、乔·霍尔德曼的《千年战争》、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严厉的月亮》、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厄休拉·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弗里茨·莱伯（FritzLeiber）的《流浪者》（TheWanderer）、麦金泰尔的《梦蛇》、小沃尔特·米勒的《莱博维茨的赞歌》、拉里·尼文的《环形世界》、弗雷德里克·波尔的《通向宇宙之门》和《跨越蓝色黑洞》（Beyondthe Blue Event Horizon）、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的《迷宫中的人》（The Man in theMaze）、克利福德·西马克的《星际驿站》，以及罗杰·泽拉兹尼的《光明王》。译作的质量参差不齐，但部分作品非常优秀（由其是Am-Oved家的）。Am-Oved出版公司伴随着翻译规模的迅速扩大，科幻杂志的复兴也开始了。在这一时期总共出现了四家杂志，其中两家昙花一现，在创刊号问世后便停刊了。两家杂志其一名叫《明日世界》（OlamHamachar），于1979年诞生在特拉维夫，其主编为阿米尔·加弗里埃利（Amir Gavrielli）和雅各布·奥尔（JacobOr），出版社是Khotam出版公司。除了刊发小说（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仍然是隐藏起来的）外，该杂志还发表漫画和关于美国太空计划、UFO、机器人等内容的文章。另一份杂志名叫《伪科学》（MadaBidioni），经Dvir-Katzman出版公司之手于1982年在特拉维夫问世。它的创刊号完全被用于发表波尔·安德森的小说《藏身地》（HidingPlace），作品的翻译由杂志编辑阿维·卡兹曼（Avi Katzman）担任。同时期的另外两家杂志要更加长寿。《宇宙》（Cosmos）杂志——和50年代的《宇宙：科幻故事》除了匿名政策外毫无关系——主要向读者提供《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的希伯来语版，不过杂志的“给编辑的信”栏目是本土化的。除此之外，杂志偶尔也会刊载以色列作家的科幻新作。杂志由Atid出版公司在拉马特沙龙出版发行，编辑由D·科尔（D.Kol）担任。《宇宙》总共刊发了六期（全部在1979年问世）。虽然颇具潜力，但是杂志却最终却死于惨淡的销量、低到不可思议的定价和对宣传投入的轻视上。而最后一份杂志《幻想国2000》（Fantasia2000，后简写为《幻想国》）不仅成为了以色列最长寿的科幻杂志，还成为了迄今为止以色列国内最重要的专业科幻刊物。在连续三代编辑部成员和特拉维夫的两家出版公司（E.Tene和Hyperion出版公司）的努力下，杂志在1978年12月~1984年年底之间共刊发了44期。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该杂志的售价在以色列高举所有杂志的第二位，但它却仍然经久不衰，且拥有相当庞大的读者群体（最高曾达6000人）。不过，《幻想国》的风靡还是因为不论是文学质量还是排版水平，它都一直能让读者感到物有所值。和许多科幻杂志一样，《幻想国》上设有一系列常设专栏：给编辑的信、世界科幻新闻、著名科幻作家档案、科学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科幻、推想科学、未来学等的内容的多种多样的文章。杂志的主体仍然是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是从《奇幻与科幻小说杂志》（The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Fiction）上翻译而来的，不过其来源却并非仅此一家。除了会标明作者和译者外，《幻想国》还会定期刊发本土科幻作品。1978年~1984年间：本土科幻在允许读者畅享高质量的科幻作品的同时，《幻想国》杂志也为以色列的作家们提供了一条发表作品的渠道。在杂志的创办者兼主编啊阿哈龙·豪普特曼（AharonHauptman）的鼓励下，一些本国作家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科幻小说。然而他们创作的作品只有一部分是包含犹太人或以色列主题的，剩下的那些作品读起来和《Analog》或《奇幻与科幻小说杂志》上的作品大同小异。阿哈龙·豪普特曼以色列未来学家，以色列科幻协会创始人之一在同期的科幻图书中，类似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而且在不到一打的本土长篇科幻小说中，又有一半作品完全不值一提：这些作品是自出版的，最多只能卖出200~300本。不论在科学性还是文学性上，它们都糟糕透顶，无一例外。作品中充满了明显的语法错误、低俗的遣词、漏洞百出的情节……不过，另外六部作品却应当获得足够的关注。首先是大卫·梅拉米德（David Melamed）的《考伦迪的鬣狗》（Tsavua inCorundy）——一部由七篇互不相关的短篇小说（其中一些发表在《幻想国》上）组成的个人作品集；下一部，也是最优秀的一部作品，是希勒尔·达姆龙（HillelDamron）的《性别战争》（MilchemetHaminin，该作品的一部分同样在出版前刊载在了《幻想国》杂志上）。地处耶路撒冷的多米诺出版公司（DominoPress）——一家主流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作品。作品用悲观的口吻讲述了一场男性反抗军向女性统治者发起的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一场社会灾难（据达姆龙宣称，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警惕当代的环球社会发展趋势）。另外四部科幻作品的名气要小一些，其中两部作品——《天才基因》（ZirmatHachamim，1982）和《月球——基因天堂》（Luna—Gan EdenGeneti，1985）——由基因学教授罗姆·莫夫（RomMoav）在病入膏肓期间写就。两部作品都表达了有关人类基因改造的畅想和对沉溺于篡改基因所导致的社会后果的反思。鲁斯·布鲁默特（RuthBlumert）的《角楼》（Hatzariach）则另辟蹊径，讲述了一个风格和卡夫卡的《审判》类似的奇幻故事。最后一本，也是六本书里排末位的一本，是I·布西当（I.Boussidan）的《他们来自异界》（Sod Harishonim），作品讲述了一场平淡无奇的外星人入侵。除了阐明《幻想国》对以色列科幻界产生的影响外，我所列举的书目同样指出了以色列科幻作家所面对的若干可能性：他们可以选择去模仿国外的作品，也可以尝试创作跳出既有历史文化和时间的预演性的、符号化的，或诗意化的小说。笔者将在接下来的社会学理论分析中解释上述困境的部分成因，不过一个明显的成因，即让作家选择去模仿海外作品的动机，显然是因为作家希望去迎合以色列读者/科幻迷的口味，而读者的口味又受到了大量被译为希伯来文的海外科幻书籍以及杂志上的文章的影响。1978年~1982年：以色列科幻圈与科幻出版物数量的显著提升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以色列科幻迷俱乐部的出现。创建俱乐部的首次尝试在1978年由一位新加入以色列国籍的蒙特利尔移民发起，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次年，在另一位美国人和包括笔者在内的三位耶路撒冷人的配合下，一位旅居耶路撒冷的美国女人受到《幻想国》杂志出现的鼓舞，成功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活跃的俱乐部。该组织主办了以色列有史以来的首届（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届）科幻大会。大会于1981年3月在耶路撒冷举办，在全国范围内总共吸引了750~900名科幻迷参会。在首届大会成功举办以后，本应有一场国际级的科幻大会，编号为“Jerucon 82”，但因资金匮乏，该计划最终不幸流产。耶路撒冷的科幻俱乐部的成功又进一步催生出了其他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分散在特拉维夫、阿什凯隆、埃拉特、霍隆等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霍隆地区的。该地区的科幻俱乐部推出了以色列唯一的一份爱好者杂志《世界》（Olamot）。杂志总共发行了两期（两期都是油印的，每期10页），内容包括发生在当地的科幻趣闻、原创短篇科幻小说、书评等。谢尔顿·泰特尔鲍姆加拿大记者、科幻评论家，1977年~1985年间定居以色列，在此尝试创办以色列的首个科幻爱好者俱乐部，以失败告终。这些俱乐部的存在让爱好者之间的交流成为了可能，很快，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以色列的大学总共开设了四门科幻/奇幻主题的课程，两门位于耶路撒冷（开设院系是希伯莱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院），另外两门分别开设在特拉维夫大学和本古里安大学，但是直到耶路撒冷的爱好者俱乐部成立后不久，一批学者们才开始在特拉维夫聚首，谈论科幻、科学和奇幻。在1981年以前，他们的研讨会一直会定期举办，这一组织的成员们同样曾经和耶路撒冷的科幻俱乐部一起参与了“Jerucon82”的筹办。毫无疑问，这些活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色列的两家大型报社。《晚祷报》（Ma'ariv）和《新消息报》（YediothAharonot）开始在他们的报纸上刊载原创短篇科幻小说。这些作品通常出现在周末版报纸的文学补充栏目里，上书栏目名称“科幻小说”。作者在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会有更多人读他们的作品（这些报纸的读者数量远超《幻想国》）；其二是报纸会付他们稿酬，而《幻想国》只会付钱给译者（还不总是如此）。当前，尚不存在能够揭示以色列科幻爱好者的社会/统计学特征的系统或客观的数据。不过，就笔者的个人经验而言，这一群体几乎完全由年轻人组成，其年龄分布在17岁~25岁之间。以色列科幻大会（ICon）上的爱好者们更进一步，以色列的科幻爱好者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人出生在英语国家，因此十分了解英语科幻小说。对这类人来说，将科幻小说从英语译成希伯来语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平装书的平均售价高达8美元的情况下（相比于300~500美元的平均月薪，这称得上是高价了）。然而这些爱好者一方面会保持着与北美/英国科幻爱好者的联系，另一方面却并不会完全放弃参与以色列本土的科幻活动。恰恰相反，即便是那些英语水平极高的人，也同样会参与到当地的活动中，希望和其他人分享科幻带来的乐趣，并学习以色列文化。另一类爱好者是几乎或完全不懂英语，并且与海外没有任何联系的以色列本地人（显然这类人在两类人中占多数）。对他们来说，就连《Analog》或《奇幻与科幻小说杂志》都是陌生的。特拉维夫科幻俱乐部的一位高级会员甚至不知道罗伯特·海因莱因是谁。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这群爱好者代表了大量翻译作品的潜在市场，并且他们在爱好者组织中的存在大大促进了科幻小说翻译行业的成长。1982年~1985年：以色列的科幻环境在1982年，有组织的爱好者活动迅速衰落。到了1983年初，所有本土科幻社团都消失了。第一个垮台的便是最为活跃的耶路撒冷科幻俱乐部——在三位领袖归国后，该组织迅速土崩瓦解，并在1982年彻底灭亡。位于霍隆的科幻团体则经历了一场猝死而非漫长的衰落：1982年10月，在它的最后一场会议上，组织颁发了以色列科幻领域的首个奖项。获奖作品全部是发表在《幻想国》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虽然氛围喜庆，但是一股阴郁的情绪却在暗中席卷了整个组织。这种情绪主要源自《幻想国》杂志叵测的前途。杂志前17期的编辑部成员包括艾利·特尼（EliTene）、多弗·莱尔（DovLerer）、齐皮（Zippi）和阿哈龙·豪普特曼四人，接下来13期的编辑工作则完全由豪普特曼一人承担。然而此后，在豪普特曼和Hyperion出版公司之间爆发了漫长的争执，其原因在于出版方决定削减《幻想国》杂志的内容数量，不再向译者支付稿酬，且不再定期发行杂志。争执最终导致豪普特曼在1982年夏季离职。接下来13期的主编盖比·佩雷格（GabiPeleg）虽然足够胜任编辑工作，却对以色列的科幻亚文化一无所知，因此也未能继续对本国的作家提供支持与鼓励。在这样的局面下，AmOvid出版公司的首席科幻翻译埃曼纽尔·洛塔姆（EmanuelLotam）的加盟（从《幻想国》第38期开始）也于事无补（洛塔姆利用《幻想国》杂志表达他对“硬科幻”的偏好，尤其是对拉里·尼文的作品的偏好）。于是，等到前文的那位首次尝试建立科幻组织的加拿大人谢尔顿·泰特尔鲍姆（SheldonTeitelbaum）加入编辑部时，《幻想国》杂志已经再也不可能重拾和爱好者社群的联系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爱好者社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希伯来语《火星公主》的封面作者为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译者为埃曼纽尔·洛塔姆而伴随着爱好者社群的消亡，译文科幻作品的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下跌。在1982年~1983年间出版的译文科幻图书寥寥无几，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因为译者有约在先。早前活跃在1978年~1981年间的十家出版公司，如今只有AmOved、Zmora-Bitan和Keter三家仍在出版科幻小说。在1984年，局面依旧如故，1985年也如此。以色列科幻的变迁：不完善的解读笔者对以色列科幻史的追溯引出了一个文学-社会学问题：为何以色列科幻会经历着如此周期性的涨落？针对这个问题，有两个假设。然而对笔者而言，它们或多或少都无法完美地回答该问题。第一种假设将科幻的繁荣和衰落归因于军事冒险主义。在这种假设下，以色列科幻在1982年~1985年间的“破产”是因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而60年代的另一次衰退则与“六日战争”联系密切。然而事实却与这一假设背道而驰。早在以色列军队在1982年6月入侵黎巴嫩以前，以色列本国的科幻活动的热度便已经在冷却了。60年代的科幻衰退更是比1967年6月的战争要早三到四年。而另一方面，不论是1956年的“西奈战役”，还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都未能导致科幻“破产”的局面。出于同样的原因，以色列科幻并未能在赎罪日战争或六日战争结束后获得“繁荣”的现象已经足以说明科幻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以色列军队的手中。第三次中东战争，被以色列方面成为六日战争不可否认的是，以色列科幻的兴衰或许与国民对即将到来的和阿拉伯世界的战争的或乐观或悲观的情绪有关，但是这样的说法牵扯的因素数量众多（并且关乎每一位个体），以至于难以进行测量并对其两两进行区分。因此，这样的假设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另一种可能性是科幻的兴衰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显然，这一猜测不无道理，毕竟两轮科幻热潮确实始于经济繁荣期的开端。由此出发，1955年~1963年是一段显著的经济扩张期，而虽然1977年~1979年间梅纳赫姆·贝京的联合政府带来的经济动荡在宏观经济学角度是灾难性的，但是普罗大众的人均收入却确实短暂地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国家却因此陷入贫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差异。对于前者，以色列的全国人口在1960年~1979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二——从215万人增长到383万人；对于后者，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规模浩大的向城市中心（由其是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人口迁移。除此之外，197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0年代的三倍多，人均生活标准也得到了同比增长。当然，这些差异并没有否认经济层面上的假设。事实上，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何70年代末产生的科幻热潮在规模上远超1958年~1963年间的繁荣局面。然而经济学原因却又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文字出版领域的现象——出版业的发展显然与资本和可支配收入的存在密不可分，但是这种联系却无法阐明人们会花费多少收入在购书（而非买房买车或购买大型家用电器）上，更无法解释为何新/老出版公司会致力于开发科幻资源。以色列科幻的变迁：初步的社会学考量在这一问题上，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和经济环境相当。归根结底，商业出版机构在致力于出版科幻作品时，一定是感知到相应市场的存在的。因此，经由第一场科幻热潮中的科幻杂志和第二场更大规模的热潮中的爱好者俱乐部的涌现，科幻亚文化的存在推动了科幻图书产业的发展，因为它表明：足以支持科幻图书盈利的潜在购买者是存在的。然而科幻亚文化（尤其是科幻社群）对以色列出版业的影响却并不局限于市场方面。亚文化还和参与到编辑决策中的个人好恶息息相关，而这样的决策是不足以支撑那些完全或近乎完全持客观态度的企业级出版机构的运作的。经由多种多样的科幻杂志的诞生，这种个人好恶表现得十分露骨，并在第一波科幻热潮中，以科幻迷组织的替代品的身份对出版商起到了激励作用。个人好恶影响编辑决策的情况在世界各地都十分常见。不如说正是这种好恶才让科幻得以从传统的地摊文学和纯幻想类作品中脱颖而出。上图即带来这一改变的一位“个人”——开创了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约翰·W·坎贝尔。在1978年~1981年间，身处科幻关系网中的特定个体产生的影响要更加明显。《幻想国》的几位编辑（豪普特曼和洛塔姆）都是既在出版公司供职，与此同时又是若干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这种互联关系使得科幻迷和出版活动得以互相促进（或者如同《幻想国》杂志和耶路撒冷/霍隆的科幻俱乐部那样一同走向灭亡）。这并非以色列特有的现象，相反，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弗兰茨·罗滕斯坦纳（FrantzRottensteiner）在编辑爱好者杂志《Quarber Merkur》杂志的同时，也因在SuhrkampVerlag出版公司的顾问工作而闻名西德；杰拉德·克莱恩（GerardKlein）在身为科幻作家和评论家的同时，也担任了法国的劳勃·拉丰出版公司（les Editions RobertLaffont）的董事；除此之外还有大卫·哈特威尔（DavidHartwell），一位活跃的科幻迷兼格雷格出版公司（Gregg）的前编辑。大卫·哈特威尔（1941~2016）美国批评家兼编辑，被誉为“过去四十年间美国出版界最有影响力的编辑”。代表作品为系列选集《Year's Best SF》。因此，不论是在1979年~1981年间高调地组织起来的科幻圈，还是在首个繁荣期内出现的非正式关系网，科幻圈对促进科幻出版活动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都是不输于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的。然而即便将二者一同考虑进来，我们却仍然不足以解释以色列科幻热潮的特点和时间规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一步接受在以色列出现的科幻现象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美国的舶来品这一事实。在此之中，爱好者俱乐部诞生的驱动性力量是移民，而希伯来语世界的绝大多数科幻作品都是出自美国作家之手。然而，由此认为在以色列萌生的对科幻的关注是海外的科幻动荡期的副产品仍然显得管中窥豹。该假设又更进一步抛出了一系列未解的难题。这些问题分别是：为何海外科幻热潮的高峰和以色列科幻的崛起之间存在着漫长的时间差？为何与美国等许多国家不同，以色列的科幻衰退会表现得无比惨烈？对科幻的关注最初源自何处？被译为希伯来语的科幻作品的数量变化图表笔者对经济环境和科幻出版之间关系的观察似乎已经足以回答第一个问题，然而这份回答仍然相对肤浅，特别是考虑到笔者接下来将要做出的论断：所有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被归结为同一个回答，尽管这个回答要更加复杂。抽象化：转向社会学理论为了发掘三个问题之间的关联，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以色列科幻圈的结构。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根据掌握英语与否来将科幻爱好者分为两类。根据爱德华·西尔斯（EdwardShils）的理论，第一类人组成了核心社群，而第二类人则身处社群外沿。在这种社会学划分里，核心社群活动的涨落会导致外层社群活动的增减。因此，在我们所要探讨的情况里，说英语的少数派爱好者群体的出现和解体对由说希伯来语的多数派组成的边缘社群会产生直接且立竿见影的影响。由于在以色列，科幻圈只是决定科幻兴衰的一项决定性因素，因此，上述模型似乎与前文所提及的所有问题都毫无关联。不过，笔者希望借此阐述的主旨是：不论是占据着以色列科幻组织核心地位的海外移民的涌入，还是本土以色列人的边缘状态，其幕后的理由和动机与笔者所提及的复杂问题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为了揭示这种关联，我们必须要求助于更加抽象的社会学理论。让我们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展望开始。韦伯预测称：现代世界将会愈发激进地走向世俗化。该预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为现实。西方世界的犹太教-基督教根基已经被连根拔起。描述资本主义带来的世俗化进程的漫画而伴随着这种世俗化趋势，一种被维陶塔斯·塔沃利斯（VytautasKavolis）称作“去中心化人格”的现象开始四处涌现。在去中心化的人格中，不同活动对维持人格的完整性起到相等的作用，而人格本身也并不是分层的。然而在激进的世俗化的同时，世俗化本身也会带来反抗。反抗的形式或是新型宗教的诞生，或是回归原始。于是在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同样充斥着大量承诺将人们从虚无主义的泥沼中救赎出来的救世神论，而这些理论或多或少都会带给信徒们一个翔实的符号化宇宙，给他们指出一条能够重新赋予他们身处的世界或社会环境以价值，重新为其授予中心的道路。这项追求本质上是私人的，而这种个人取向又十分符合伯格（Berger）和拉克曼（Lackmann）在其于1967年发表的文章《宗教的社会学…》中所提出的“信仰的私人化”的理论。他们的观点（即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拥有各自的“私人现实”）和马丁·马蒂的进阶论述是一致的——不论是社会对现实的构造，还是这项构造工程的信仰基础，都已经随着人们对传统宗教和其他对现实的既有常规惯例的愈发依赖，而变得愈发私人化。这一当代社会学现象可以被与个人化的“民间宗教”（即将一个人的公民身份、他在社会中的时空和历史坐标同终极的存在和意义关联起来的整套信仰、仪式和符号的总体）的崛起关联起来。拉克曼将这种民间宗教称为“隐形宗教”。在将“一个宗教”的含义拓展到广义的信仰以后，他将其称作一个向生命注入超验目的“符号化的意义宇宙”。对“私人意义”和“高级满足感”（而非传统的预制意识形态所能够提供的那些意义和价值）的探索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是多样化的新式政治激进主义，可以是社群主义，可以是对毒品和摇滚乐的沉迷，也可以是新教派的诞生或旧有正教的复活等。而在这份探索形式的列表里，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身为亚文化现象的科幻。毕竟，已经有许多评论家不约而同地认为科幻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民间的”“不可见宗教”的根基。盖尔·兰兹曼（GaleLandsman）和潘辛斯（Panshins）就曾各自在“科幻为当代社会带来了一种更加理想的神话和超越”的论述中提到过类似的现象。类似地，P·J·克劳斯（P.J.Claus）曾认为科幻勾勒出了一种社会模型，在此之中，生命的矛盾能够通过追求超越自然的价值而得到妥善解决。亨利·埃贝尔（HenryEbel）则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补充，指出科幻的复兴暗示着西方文明正在投身一种新的神学。在拥有了这种评论界的一致性以后，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科幻向我们呈上的，是“信仰的私人化”的另一个中心。本节所提到的“中心”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特定的主导思想（诸如素食主义、犬儒主义、自然主义乃至ACG文化等），而在这种认知下，科幻文化自然也可被视为一个“中心”，并且也可以被进一步地视作一种文化层面的宗教信仰。上图描绘的是被描绘成教堂的星际迷航爱好者集会现场。然而这些仍然不足以解释以色列科幻跌宕起伏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同样注意“再度中心化整个世界”的尝试带来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韦伯所预测的现代世界带来的问题（即如何重塑价值，进而重新定义文化传统；以及如何在旧有信仰体系崩塌的同时，合理化新的信仰体系）。然而许多时候，在辩证对立的情况里，不同的解决方案却都和“去中心化人格”的无中心世界存在着本质的共性，而这一世界正是那些试图寻找新的中心的人所试图反抗的。这意味着稳固个体身份和意义的个体奋斗最终导致了所谓的“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世界”的诞生。该世界存在着多个中心，而根据宏观社会学的观点，这些中心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系统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和亚文化的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多样化，而这也正是一个无中心的世界所鼓励且代表着的先决条件。理论应用：以色列科幻史的社会学反思有了这些认识以后，我们现在便能够领悟到以色列的若干社会学现实对以色列科幻史所起到的重要影响了。自建国起，以色列并未如北美和欧洲那般受到去中心化趋势的深刻影响。当然，面对着来自他处的宗教信仰和亚文化，面对着对多元化的追求以及使之合理化的个性表达，以色列的国境绝非固若金汤。不过，总的来说，以色列社会并未深受这些思想和运动的影响——它的社会环境并不支持多个中心，因此并不多元化（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传统与世俗化的犹太人、西/葡裔犹太人和德裔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纷争除外）。除了这一消极因素外，在当代西方世界横行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和私人化信仰系统之所以未能对以色列产生同等强烈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的原因。具体来说，这是因为对以色列社会的未来愿景带来的国家-历史使命感削弱了外部思潮的潜在影响力。受神话传说和民族精神的影响，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以局外观察者的身份面对韦伯预测的无中心宇宙的，因为以色列自己已经赐予了他们一个中心，一种身份。这一身份在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它不仅带来了集体归属感，还赋予了集体行动以至高无上的意义。于是，对于包括科幻在内的亚文化或宗教，以色列并不提供能使之快速风靡全国的心理学-社会学氛围。这便是不时诞生于此的科幻亚文化十分依赖外来人口（这些来自无中心的外部世界的人希望通过科幻来获得中心地位，而与此同时，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以色列的吸引，希望能够在此找寻到自己的身份）流入的原因。它还解释了为何在这些外来者大批离开以后，国内的科幻活动会急剧缩水。正如一位美国科幻迷曾在离境前对笔者说的那样，“以色列对科幻的狂热程度”不足以让科幻在此蓬勃生长。这意味着在以色列，持有“去中心化人格”的本地人数量是不足以维系科幻亚文化生存的。最后一个留待回答的问题是以色列科幻繁荣的时间规律。在该问题上，经济因素除了充当让商业化出版成为可行的先决条件外，还发挥了额外的作用。一方面，即便没有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我们也能够看到国内外经济繁荣和来到以色列的移民/长短期访客的数量的显著增多之间的联系。而另一方面，伴随着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国际接触和文化渗透机会的增加，经济因素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影响。它短暂地打破了以色列的道德国界，让大多数以色列人在50年代和70年代末产生了一种经济健康的感觉，进而促进了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因此在70年代末，我们所能看到的不仅有科幻亚文化的诞生，还有许多其他宗教信仰的出现，以及精神药物的大量滥用等现象。笔者希望上述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能够让人充分理解前文所述的以色列科幻历史。以色列科幻亚文化“热潮”的出现、科幻对海外影响（由其是来自美国的影响）的依赖、在海外影响消退后存在的滞后期，以及繁荣期结束后的猛烈退潮，都可以被视作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除了为笔者的观点提供切中要害的明证外，笔者也希望这份社会学理论分析能够被视作一份拥有通用诊断价值的分析，因为该学说对科幻亚文化（尤其是科幻圈）的解读是可泛化的，而非仅仅局限在以色列科幻的案例中。一周人物志厄休拉·勒古恩1929年10月21日，美国著名科幻/奇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Guin）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勒古恩在科幻、奇幻、女性主义与青少年儿童文学领域均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包括奇幻小说《地海》系列、科幻小说《黑暗的左手》与《一无所有》等。这些作品共为她赢得了6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及近20次轨迹奖，并奠定了她“幻想文学女王”的地位。加拿大著名作家，《使女的故事》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更将其称为她的灵感源泉。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1952年10月22日，日本科幻作家田中芳树出生于熊本县本渡市。田中芳树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入的涉猎。他的代表作《银河英雄传说》系列在国内被誉为“太空版的《三国演义》”。该作品历经两轮动画改编，在世界上已拥有大量的受众。其他代表作品包括《亚尔斯兰战记》《创龙传》等。迈克尔·克莱顿科技惊悚小说之父1942年10月23日，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导演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Crichton）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克莱顿的作品科技与动作成分浓厚，因此被冠以“科技惊悚小说之父”的称号。代表作包括《侏罗纪公园》《天外来菌》《西部世界》《深海圆疑》等。吉恩·罗登伯里星际迷航1991年10月24日，美国电视剧编剧兼出品人吉恩·罗登伯里（GeneRoddenberry）逝世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妮卡市，享年70岁。1964年，罗登伯里创造了科幻剧集《星际迷航》（StarTrek）。时至今日，该剧已成为足以与《星球大战》比肩的太空史诗科幻剧。2007年，罗登伯里入选美国科幻与奇幻名人堂。盖尔·安妮·赫德1955年10月25日，美国电影制片人盖尔·安妮·赫德（Gale AnneHurd）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赫德是瓦尔哈拉娱乐公司的创始人。除此之外，她还担任了多部著名科幻电影/电视剧的制片人，这些作品包括《终结者三部曲》《异形2》《深渊》《绝世天劫》《行尸走肉》等。伯纳德·沃尔夫1985年10月27日，美国作家伯纳德·沃尔夫（BernardWolfe）逝世于加利福尼亚州卡拉巴萨斯市，享年70岁。沃尔夫在1951年发表了短篇小说《自画像》，并在次年将其扩展为长篇小说《Limbo》。该小说入选大卫·普林格尔的《ScienceFiction: The 100 Best Novels》中。J·G·巴拉德甚至称该作鼓舞他走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安格斯·麦克维卡1908年10月28日，苏格兰作家安格斯·麦克维卡（Angus MacVicar）出生于苏格兰阿盖尔郡。麦克维卡的《The LostPlanet》系列是最早被译为希伯来文的科幻小说。该系列对以色列的科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哈尔·W·霍尔科幻目录大师1941年10月29日，美国目录学家哈尔·W·霍尔（Hal W.Hall）出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市。霍尔对科幻作品的编目工作始于《Science Fiction Book ReviewIndex》系列。此后，他又编纂了《Science Fiction ResearchIndex》，并陆续将奇幻作品也列入编目范围内。他的《The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ResearchIndex》已被转化为线上的数据库，内含大约八万九千个条目。为了表彰他所做出的这些贡献，2000年，科幻研究协会向他颁发了朝圣者奖，又在2009年向他颁发了托马斯·D·克拉尔森奖。蒂姆·柯克1947年10月30日，美国艺术家蒂姆·柯克（TimKirk）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柯克的硕士毕业设计包含了一组为托尔金的《魔戒》绘制的画作。巴兰坦图书出版公司后来在这批画作中挑选了十三幅，用于印制1975年的托尔金日历。尼尔·斯蒂芬森编码宝典1959年10月31日，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Stephenson）出生于马里兰州米德堡市。斯蒂芬森的许多作品都与赛博朋克题材息息相关，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数学、密码学、语言学、哲学和社会学知识让他的小说充满魅力。相关代表作包括《编码宝典》《雪崩》《钻石年代》等。戈登·R·迪克森1923年11月1日，加-美科幻作家戈登·R·迪克森（Gordon R.Dickson）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迪克森曾在1969年~1971年间担任美国科幻作家协会的主席。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入探讨了人类的本质，相关作品包括《Wayof the Pilgrim》《None but Man》等。2000年，迪克森入选科幻与奇幻名人堂。查尔斯·谢菲尔德另一台太空电梯2002年11月2日，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幻小说家查尔斯·谢菲尔德（Charles Sheffield）逝世于美国马里兰州银泉市，享年67岁。谢菲尔德曾担任过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和美国宇航协会的主席，其作品曾多次获得雨果奖。他的《The Web BetweentheWorlds》是一部讲述太空电梯的建造经历的科幻小说。该作品几乎与阿瑟·克拉克的同题材著名作品《天堂的喷泉》在同一时间出版。约翰·J·皮尔斯1941年11月3日，美国科幻编辑约翰·J·皮尔斯（John J.Pierce）出生。皮尔斯曾在1977年~1979年间担任《Galaxy》杂志的编辑。他后来推出了一套有关科幻小说的评论性图书《AStudy in Imagination and Evolution》。该书系由《Foundations of ScienceFiction: A Study in Imagination and Evolution》《Great Themes ofScience Fiction: A Study in Imagination and Evolution》《When WorldViews Collide》和《Odd Genre: A Study in Imagination andEvolution》组成。四本书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幻史体系。（原标题：在耶路撒冷，科幻是一种宗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