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年前的伦敦，20万只白鹭被做成了帽子

1774年，英国的德文郡公爵威廉•卡文迪许，曾向夫人乔治亚娜提出一个有些刻板印象的问题，“为什么女人的衣服都那么花哨繁复呢？”乔治亚娜的回答颇具洞见——（彼时的）男性可以在社会地位、个人事业上取得成就，而女性则只能通过服饰表达自我。

尽管后来乔治亚娜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政治才能，但她的回答还是成为时代的写照。在当时的英国，乔治亚娜代表着女性时尚的风向，女人竞相模仿公爵夫人的最新装扮，她高耸的发饰或夸张的帽子上点缀的羽毛，令人难以忘怀。从那时起，无论是名媛还是普通民妇，羽饰的潮流经久不息。

和同样被视作自然衣物材料的皮毛、棉麻相比，羽毛更为迷人，却并不实用，这几乎等同于那个时代对女性偏见的一切属性。在女性权益近乎被完全压制的十八世纪，将二者紧密结合的乔治亚娜注定卓尔不凡，但这种结合绝非终点：在她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又有一群女性，从轻盈的羽毛起步，在世界舞台上留下重重的烙印。

与鸟相关的永远是射击

乔治亚娜并非第一个将羽毛作为点缀的人。自上古时代起，鸟类的羽毛就因优雅的色泽和迷人的纹理受到追捧，但稀少的数量限制了它的使用。火枪和毒药被广泛使用之前，对鸟的猎捕难度远高于走兽和游鱼，即便使用陷阱和弓箭可以偶尔捕获飞鸟，体型娇小的鸟类所出产的羽毛也难以成为制作衣物的主材。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稀缺性让羽毛成为彰显身份的完美载体，无论是古人的描述还是残留至今的原住民服饰风格中，羽毛总是被点缀在头冠、肩膀等显著的位置，而完全由羽毛制作的衣物——譬如晋代贵族御寒所用的鹤氅，即便在最为富足的时代也是极致奢华的代言。

然而，工业革命的伟力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这个难题，狩猎工具的进步提高了人类对自然造物的猎杀效率，为上流甚至中产阶级使用羽毛装饰提供了可能。从15世纪开始，服饰上的羽毛点缀明显增多起来，羽毛时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殖民主义的兴盛无疑又为这种时尚提供了新的推力，帝国辖下的殖民地生活着许多奇异的鸟类，其羽毛不仅更为华丽，也更符合“与众不同”这个最重要的属性。

一时间，提供羽毛几乎成为鸟类唯一的“作用”，在18~19世纪的英国，介绍本土各郡和殖民地鸟类的书籍中，紧随在其习性描述后的最常见词汇永远都是“射击”。

蜂鸟头颅做成的耳环

有了充盈的原料来源，在类似伦敦这样的羽毛时尚中心城市里，制帽师和珠宝商们也逐渐拓展着羽毛利用的新途径，1865年，伦敦珠宝商哈利•伊曼纽尔申请了一项专利，将整只蜂鸟的头部镶嵌入金银的底座中，他利用这些异域的鸟类制作成耳环。而长久以来因白净羽毛受到追捧的鸥鸟也被开拓出新的用途——整只鸥鸟的带羽毛皮革留存了这些水鸟出色的御寒能力，由此制作的围脖和手护，也是贵妇们冬季保暖的新宠。

直到今天，时尚也常常彰显自己在挑动消费欲望时的强大力量，而在羽毛时尚兴盛的顶点，这种力量堪称恐怖。1811年，一条商船满载着殖民地的羽毛和带毛鸟皮入港，其总重居然达到600吨之多。而在1864年12月到次年4月的粗略统计中，仅在伦敦就卸载了40万副来自中南美和36万副来自印度的鸟皮，1897年，博物学家W.H.哈德逊被一场拍卖的盛况吓了一跳，在一天之内就有超过8万副鹦鹉的皮毛被交割出售。羽毛贸易的疯狂日益加速，规模也迅速扩大，到了1913年，伦敦羽毛交易时尚每个月都能卖掉7.7万副白鹭和2.5万副蜂鸟皮毛。

尽管供应量爆发式的增长，但和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相比，羽毛市场依旧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羽毛和暴利产生量联系。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羽毛商人已经将一只海鸥翅膀的收购价提高到1先令，而在同时期的贝克郡，一名学校见习教师的年收入也不过20先令。许多未充分就业或收入较低的民众由此转职成为羽毛猎手，一列列火车从伦敦出发直奔海岸，类似怀特岛这样的鸥鸟繁殖场人头攒动，焦灼的猎手们甚至直接用剪刀将这“一先令”从它的主人身上剪下，只剩躯干的鸥鸟被随意丢弃在水中扭动着等待死神。

如同怀特岛发生的故事一样，繁殖期的鸟类最容易受到羽毛贸易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育雏的鸟类更容易捕获，更因为在繁殖季节许多鸟类会长出用来求偶的婚羽。在许多因婚羽招来杀身之祸的鸟类中，几种鹭受到的迫害最为深重，繁殖季节的雄性大白鹭（Egretta alba）长出的细长羽毛并没有格外华丽，但在羽毛商人看来，短暂存在的婚羽更为稀少，自然也更为贵重。在1902年，至少有一吨半大白鹭的羽毛被运抵伦敦，这需要20万只白鹭来供应，而其中最为昂贵的婚羽，则被精心的制作成典雅的帽冠，在婚礼等隆重的场合闪亮登场。

源自自然的残酷美丽

19世纪被称为“鸟类灭绝的世纪”，这种灭绝故事并不仅仅出现在伦敦的港口和交易中心里，巴黎和法兰克福的贵妇同样热衷此道。欧洲的Old Money（富裕阶层）引领的时尚对大洋彼岸的北美民众也带来深远影响，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就一直是伦敦羽毛市场的主要供应地，而在内战的阴云消散后，逐渐富足的合众国女性也开始仿效欧陆的风尚，就连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无法阻止女儿对羽饰的追捧。在19世纪末期，全球时尚业每年消耗2亿只鸟类，美国自身的消耗虽然仅占1/40，但和这个新兴国家澎湃的经济活力一样，美国在羽毛时尚市场的占比也突飞猛进增长着。

显而易见，庞大又疯狂的羽毛贸易对野生鸟类资源产生了严峻的压力，特立尼达的总督报告道，羽毛猎手的捕猎让当地的蜂鸟从19种锐减到5种，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除了蜂鸟、鹭、鸥鸟和猛禽外，还有许多北美特有的鸟类承受着这些压力，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旅鸽（Ectopistes migratorius）。

在西方人到来之前，这种全球种群数量最大的鸟类在北美遮天蔽日，虽然森林的砍伐和出于对肉类需求的猎杀是导致这种鸟迅速戏剧性灭绝的主因，但羽毛贸易也是压垮旅鸽的稻草之一——旅鸽胸部羽毛拥有迷人的色泽和轻柔的质感，是羽绒制品的理想材料，北美的富人尤其喜爱旅鸽绒填充的被褥，在纽约州的肖托夸县，一个家庭仅仅为了给女儿制作床上用品嫁妆，在一天之内就捕杀了4000只旅鸽。

审视18~19世纪羽毛时尚的内核逻辑，“美丽源于自然”的理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对同一句话的理解却和当时截然不同——自然的美丽，理应在自然中观赏，而绝非杀死后戴在头上。实际上，今天的自然美学观点在当时已经孕育，一些观察者已经试着欣赏生命活力背后的美感，其中成就最卓著的当属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为躲避拿破仑征兵而移民美国后不久，奥杜邦就深深迷恋上这片大陆荒原上的一切，由他绘制出版的《美国鸟类》被认为是向美国人介绍本土美丽鸟类的最重要著作。

女人佩戴，男人开枪，谁之罪？或许正是因此，当乔治•伯德•格林内尔试图组建一个专门的组织来扭转羽毛贸易对鸟类的威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奥杜邦的名字为协会命名。1886年2月1日，格林内尔在自己担任总编的《森林与溪流》刊登告示，宣布奥杜邦协会成立，由此拉开了奥杜邦运动第一阶段的序幕。

在此之前，英国已经有过多次保护鸟类的运动，其中的一些还颇有成就，譬如英国已经出台过海鸟禁猎期的法规，对海外殖民地的羽毛进口也有诸多限制，但这些法规要么疏于执法，要么只局限在保护本土鸟类，大量的海外羽毛依然在以“牛毛”、“鸡毛”的名目堂而皇之地通过口岸，全球鸟类的危局并没有本质改观。

而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则是复杂的，一方面，羽毛贸易是一个进出口额颇为巨大的重要门类， 强大的羽毛贸易商人四处游说，阻挠到大多数立法，另一方面，男女性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差异，常常让问题转变成扯皮——从事猎杀和贸易的男性不仅不愿放弃利益，也不想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既然女性才是佩戴羽饰的主体，那责任自然也要由女性承担，由此而来的性别对立让部分女性羽饰佩戴者也颇为不满，既然男性猎杀了鸟类，那这些猎手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

格林内尔深切洞察了英国反羽毛贸易失败的根源，早在担任《森林与溪流》总编时，格林内尔就鼓励女性向杂志投稿，在看似不可调和的性别对立中，格林内尔充当了沟通的桥梁。虽然他的奥杜邦运动最终因为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经费而被迫于3年后偃旗息鼓，但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开始成为自然研究和保护的主力军，女性领导者逐渐利用公开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活跃在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事务领域有着坚实的基础，自1860年开始，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俱乐部运动悄然兴起，俱乐部满足了女性对知识和视野的渴求，女性的视角也逐渐从抽象的概念拓展到现实领域。19世纪末愈演愈烈的环保问题，正是实践女性力量的完美突破口。

从望远镜里爱鸟

在格林内尔的奥杜邦运动第一阶段偃旗息鼓后，由女性团体主导成立的地方性奥杜邦协会成为第二轮奥杜邦运动的主力。参加这一运动的许多女性——譬如马萨诸塞州奥杜邦协会的发起者哈丽雅特•L•海明威原本也是羽饰的佩戴者，但当她了解了羽毛贸易背后的血腥真相后，便立即化身为最坚定的羽毛时尚反对者。

第二阶段的奥杜邦运动中，女性成员占据了80%。当时的女性不具备选举权，她们必须通过与男性合作的方式达成目的，值得欣慰的是，尽管男性因此往往在协会中占据高位，但他们却普遍承认协会中的女性进行了更有价值的工作。发生在英国的两性对立没有重现，奥杜邦运动第一次聚集了两者的力量。

在全国奥杜邦协会、博物学家和自然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19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雷斯法案》，规定各州之间不得运输法律禁止捕杀的野生物种，这是美国最早的环保法律之一，此后，奥杜邦运动乘胜追击，6年后，《鸟类、鸟巢及鸟卵保护法案》将除部分狩猎鸟之外的鸟类全部纳入保护范畴内。

奥杜邦运动更大的成就则来自消费层面，如同海明威在马塞诸萨州奥杜邦协会成立时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女性反对自己的时尚，更能引发社会的共鸣， 1920年，羽毛贸易已经实质上名存实亡，年轻的女性不再追随延续了几百年的潮流，转而通过望远镜、或刚刚问世的相机欣赏鸟类的灵动。

奥杜邦协会的成立一直被视为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而当时间的车轮滚过整整一百年后，点缀在帽冠、首饰上的鸟羽已经渐渐消逝不见，尽管许多鸟类依旧受到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威胁，但相对于18~19世纪的惨烈局面，今天的鸟类至少可以无需担心羽毛带来的杀身之祸，自由翱翔天地之间。如同在困境中逆风翱翔的飞鸟，今天的女权运动依旧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当我们抬头仰视飞鸟，总可以看到希望的光影——那是一片无谓物种、无谓种族、无谓性别的光亮的天。

本文是物种日历特约稿件，来自物种日历作者@一个男人在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