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典力学,当一个运动的球遇到坚固的障碍物时,它必须从障碍物的顶部翻越过去才能通过,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运动的球所具备的能量低于障碍物顶部的势能,那么这个球就绝对无法通过这个障碍物的阻挡。
这样的描述符合我们的常识,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结论,然而量子力学却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把这个运动的球换成量子世界里的微观粒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自身能量不足的情况下,微观粒子依然有一定的概率直接穿过障碍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量子世界里真实存在的“穿墙术”——量子隧穿效应(Quantum tunneling effect)。
在过去的日子里,科学家发现量子世界中的微观粒子神出鬼没,它们不但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还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同时具备波和粒子的双重性质),为了正确地描述微观粒子,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提出了著名的薛定谔方程,在给定了某个微观系统的边界以及初始条件的情况下,人们就可以利用薛定谔方程了解到这个微观系统的性质。
这里需要科普一个名词——“势垒”,这是一种势能比周围的势能都高的空间区域,根据经典力学,如果微观粒子的能量不够的话,它就不可能通过“势垒”,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对于能量不够的微观粒子而言,“势垒”就是一堵不可穿越的墙壁。
上图为一维薛定谔方程(我们看一下就行了),通过解这个方程可以得出一个结果,即当量子波遇到“势垒”的时候,虽然其振幅将会指数级地下降,但在“势垒”另一侧的振幅却会有一定的概率不为零,这就意味着,微观粒子有一定的概率直接“穿墙而过”。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以上所述只是理论上的东西,那有没有实例证明量子隧穿效应真实存在呢?这就要从α衰变说起了,α衰变是一种很常见的衰变,其衰变的方式其实就是某个原子核释放出了一个由2个中子和2个质子组成的α粒子,同时其原子序数也会减2。
我们都知道,在宇宙四大基本力之中,强相互作用力排名第一,这种力就存在于原子核之内,它的作用就是将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紧紧地束缚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在原子核内存在着一种由强相互作用力打造的“势垒”,在原子核内的微观粒子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才可以从原子核跑出去。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α衰变所产生的α粒子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那它又是怎么从原子核里跑出来的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科学家们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28年,美国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才利用量子隧穿效应完美地解释了这个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了描述α衰变的相关方程式。
注意,量子隧穿效应并非只存在于α衰变中,其实在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洪德(Friedrich Hund)在计算“双阱”电势的基态能量时就注意到了量子隧穿现象,而在同一年,美国物理学家沃尔夫冈.诺得汉(Wolfgang Nordheim)在观察电子从各种表面的反射情况时,又发现了另一种量子隧穿现象——“场电子发射”。
时至今日,人们早已对各式各样的量子隧穿现象习以为常,甚至在一些领域里,这种在量子世界里真实存在的“穿墙术”还得到了实际应用,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所使用的用于观察和定位原子的扫描隧道显微镜(STM)。
这种显微镜的原理就是利用原子级的导电探针来扫描材料的表面,当材料原子和针头之间距离足够近时,就会产生量子隧穿效应,进而形成隧道电流,而随着针头位置的改变,这种隧道电流就会出现差异,将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再加以分析,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一个非常详细的表面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