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生物演化这个概念的人。18世纪末的时候,最初的古生物学家已经意识到,地层里那些化石代表着曾经生活过但如今已经灭绝的生物。而地质学家也发现,地球非常古老,远远不止几千年。有足够的时间让生物发生改变,问题是,怎么变呢?
早期的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猜想。有人认为,地球历史上经历过一系列的大灾变,每一次灾后都会出现一大批全新的生物,然后在下一次灾难里灭绝。有人认为,每一种生物自己都有进化的生命动力,所有生物都在被这种动力驱使,各自寻找更高级别的形态。有人认为,生物是宇宙一盘大棋的一部分,所有可能的生命形态早就定好了,生物只是一步步地把这盘大棋按照规定给走出来。这些猜想都是错的,不过未来演化理论的几乎每一个关键想法,都已经散落在了海量的前人论述里。
但是第一个把它整合成系统演化理论的,还是达尔文。他在1831年底以随船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了“小猎犬号”考察船,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环球旅行。旅途中他不但观察到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注意到了多样性和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这些观察为他的思想打下了萌芽。
建立演化理论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自然演化的现象本身难以直接观察。微生物的演化很快,但19世纪没有能够观察到这种演化的技术。动植物偶尔能够在几年的时间里表现出演化,但需要相当特殊的条件。其他场合的演化基本都很缓慢,一个人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观察到。如果现象本身都不能观察,如何确立理论呢?
达尔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类比对象,那就是家养动物的人工选育。19世纪的选育技术也不是很快,但是足以在几十年内看到变化。更重要的是,选育过程留有相当完整的记录,无论是畜牧业还是宠物业都需要记载每个品种的外貌特征。
综合这些记录,就能够设想出一种生物改变的机制。达尔文给出了以下三条总结:
第一,新生小动物,通常来说和双亲长得差不多。比如说,两只灰色的鸽子,生下来的小鸽子大多也是灰色的。我们管这叫“遗传”。
第二,虽然差不多,但不会完全一样,总有一点差异,比如有的稍微深灰一点,有的稍微浅灰一点。我们管这叫“变异”。
第三,饲养者如果有偏好,比如说喜欢深色的鸽子,就会只留下它们来繁殖,浅色的鸽子就炖了吃了。我们管这叫“选择”。
动物每繁殖一代,就会经历这三个步骤的一次循环,一代代积累下来,就可以积累成更大的差异。比如说,如果每一代里我们都挑选颜色最深的鸽子,那么下一代就会比这一代更深一点点,天长日久,颜色就变成几乎黑色了。
羽毛的颜色可以变,腿的长短、翅膀的宽度、眼睛的大小,动物身上几乎所有的特征,都可以按照这个机制来变化。在家养动物里,我们会说这是通过选育创造出了很多不同的鸽子品种。但是达尔文认为,这种变化不断积累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觉得新培养出来的东西和以前的鸽子差别太大,已经不能再叫鸽子了,得起个新名字。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物种。
野生动物同样满足前两条,第三条就有所不同。自然界里不存在人类饲养者,但是达尔文认为,自然界也在对动物进行选择。
动物的繁殖永远是过量的,就算是大象这样繁殖极其缓慢的动物,如果后代全部存活,不用几万年就能把全世界都塞满。现实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塞满了世界,是因为大部分都死掉了。
有些情况下野生动物的死亡是近乎随机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死亡有选择性。跑得慢的动物容易被捕食者抓住,抵抗力差的动物容易在疾病中死亡。这种选择虽然没有人参与,但本质上和饲养者的选择相同。这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经历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的不断循环,个体差异逐渐积累,最终变化大到无法称为同一个物种。这,就是所谓的物种起源。
遗憾的是,达尔文并不知道遗传和变异的具体原理,他没有读到同时代人孟德尔的研究,自己给出的猜测基本上完全错误。但是他对遗传和变异的现象本身观察得足够准确,足以让他推导出生物演化的原理了。
有很多自然现象都难以进行直接的观察,类比的方法在这种场合下就极端重要,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实验室实验都可以视为这种方法。这样的类比要想成立,前提是双方必须有类似的机制。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