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群星闪耀时

西南联大：群星闪耀时

张进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专委会委员

吕埴

烽火七月，文军长征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起战争，平津相继沦陷，两地许多高校被日军占领或遭到炮火袭击，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需求。为保存中国文脉，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并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长沙临大筹备委员会委员，初步搭建了临大的领导班底。

三校师生和部分教学设备陆续乘火车南下，先到汉口，再乘船至长沙。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宣成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所以选址在长沙，一是因为长沙处于中国腹地，日军暂时没有攻占；二是因为清华大学曾在1935年时就曾秘密开始在长沙岳麓山下修建了校舍，以备不时之需，具有一定的办学基础。

1937年10月25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临时大学综合了清华、北大、南开原有的院系设置，设17个学系。截至1937年11月20日，在校学生共有1452人。

是的，西南联大一开始并不叫西南联大，而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当时被迫内迁的高校，并非只有这北大、清华、南开三所，比如北平师大内迁至甘肃兰州、浙江大学内迁至贵州遵义、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北碚、武汉大学内迁至四川乐山、中央大学内迁至重庆沙坪坝和成都华西坝，等等。

不幸的是，1938年初日军沿长江扩张，战火继续向内陆蔓延，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了保证教育可以继续进行，决定向西南撤退至云南昆明。

湘黔滇步行团，迈向新未来

从长沙去昆明一共有三条路线：女生和体弱的男同学走海路，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老师和一部分同学坐汽车，沿湘桂公路到桂林，再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还有部分男生和老师组织了湘黔滇步行团，行程1600多公里，历时68天，从长沙步行到昆明。

在讲述湘黔滇步行团的故事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当时的青年学生对个人、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充满了惶恐。一个叫董奋的学生在1938年1月19日写了篇日记，他这样写道：“有两条路，一条是读书，一条是救国。当局陈诚将军说，你们应当好好读书，为了未来的复兴；但是张将军说，你们这种不生不死的生活对国家一点用处都没有，应该放下书本，鼓励上前线。老师说的也不一致。蒋梦麟校长说，到云南去继续求学。但是一位叫高崇熙的教授说：你们还来上课干吗？含义是说你们应当上前线。”

所以，湘黔滇步行团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当时的中国处在很危急的关头，部分男生和老师从长沙步行到昆明，行程1600多公里，这本身代表着一种宣告：虽然日本侵略者来了，可是我们的文脉还要存续，我们用脚来丈量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其次，这些学生当中，很多人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他们对中国的贫困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很少有直观的认知，他们对前途命运充满了迷茫。正是这一次行走，通过了解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疾苦，使他们从迷茫中解脱出来，坚定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后来很多西南联大学子积极参军报国，或许也与此有关。

确实，西南联大很多学生都去参了军。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在云南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俗称“飞虎队”。美国大兵不会中文，需要大批翻译人员，西南联大大三、大四的男同学，一律被征调赴前线翻译。许渊冲（后来著名的翻译家）应征入伍，成为飞虎队司令部机要秘书室的一名军官，负责中英文情报翻译。有一次，许渊冲翻译的情报说日军飞机将进驻越南河内机场，引起了他的警觉。军方人员根据情报分析，认为日军很有可能对昆明进行空袭，要求许渊冲火速把情报译成英文，并派专车送他去陈纳德指挥部。飞虎队迅速采取对策，翌日在滇池上空成功截击日军。由于许渊冲战时功绩突出，陈纳德给他颁发了一枚镀金的“飞虎章”。

更为英勇的，还有地质系的戴荣矩、机械系的王文和航空系的吴坚等人，他们成了空军飞行员，均与敌机作战时殉国……

战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立了一个纪念碑，上面刻有832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联大学生的名字。哲学家冯友兰撰写碑文：“联大先后毕业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实际上整个抗战期间，牺牲的联大学生总共1100多人，为战时中国大学中最多。

西南联大的八年：满目疮痍，亦绚烂明媚

1938年4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电命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设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

如何评价这所存在仅8年多的临时大学呢？林语堂说道：“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物质上如何“不得了”？关键一个字，穷。

国民政府虽然有财政拨款，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西南联大办学经费削减，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在这里，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后来连铁皮也得卖了换成茅草。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找东西把纸压住，不然就得被风刮走。要是下雨了呢，雨水得打湿肩膀，有一次，联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先生干脆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

食堂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进餐，吃的是“八宝饭”，沙子木屑老鼠屎一样少不了。为了能吃上蔬菜，学校还专门成立种菜小组，植物学家李继侗担任组长，教师们全程参与浇水施肥，这才能让饭菜添点绿色。

西南联大选址在昆明老城大西门外一带，当时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

学校刚迁来昆明不久，校长梅贻琦曾邀请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校舍。由于缺乏经费，梁林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平房变茅屋。改过两个多月，交过五次设计稿都没通过，梁思成终于忍无可忍：“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那还要我干什么？”梅贻琦歉疚地说：“思成以你的肚量，就请原谅我一次吧，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西南联大老师的工资也是低得可怜，助教每月100到200元，讲师每月180到300元，副教授每月240到400元，教授每月300到600元。而当时昆明大米是7元一斤，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最好大学的顶级教授，一个月的工资竟然买不起90斤大米！而且就这么点工资，还经常发不下来。有一次作家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无奈地说：“我是教授。”乞丐听了，扭头就走。

精神上如何“了不得”？关键一个词，自由。

首先，是教授自由。教授上课无人干涉，想讲什么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历史学家陈寅恪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其次，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这里，学生转系相当容易，偶尔“翘课”也不会被追究，像后来的小说家汪曾祺当时就经常白天泡在茶馆看书，晚上一个人钻在中文系图书馆里看小说。

作家马识途先生是目前健在的最年长的西南联大校友，他今年已经107岁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党员。他曾回忆西南联大的风气带给他的影响，他说这是西南联大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马识途先生也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家，他原本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最初是想学习制造炸药来抗日。后来，抗战爆发，他参加了革命。1940年“皖南事变”（国共冲突）后，他转移到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这位“学霸”当年考的是古文字专业，因此进了中文系。

马识途曾讲说过这样的往事：有一天上课，两个教室挨着，两位教授恰好讲的是同一个主题，而且互相能够听到对方在讲什么。课上到一半，一位教授说，我不太同意隔壁那位教授的观点，于是就去隔壁教室找那位教授理论，在课堂上激烈争论一番。最后，下课铃响了，大家笑呵呵地携手走出了教室。还有一次，学生在上课时突然对教授说：对不起，您讲得不对。教授说：“你有什么高见，你上来讲！”然后这个学生就上去讲，滔滔不绝，教授还在底下对他进行点评。

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里是极少见的，学生可以反对老师，每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西南联大学风可见一斑。这或许也是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只有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了不得的西南联大：人才群星闪耀时

1938年，杨振宁与母亲、弟弟、妹妹经广州、香港、越南河内辗转抵达昆明，终于与父亲团聚。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这年秋天，杨振宁以高二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被西南联大录取。他是那一届学生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6岁。

杨振宁刚入学时遵从父命报的是化学系，后改成物理系。1941年，17岁的邓稼先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成了杨振宁的学弟。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安徽同乡，两家又是世交，因此两人关系极为要好。在一次日军轰炸中，杨振宁与邓稼先一起躲于防空洞中。当尘土陷落、天摇地动之际，杨振宁背诵起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邓稼先则背诵王维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942年，20岁的杨振宁本科毕业后，在西南联大继续读研，直到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比他小4岁的苏州男孩李政道，也由迁至贵州的浙大物理系转入西南联大，也成了他的学弟。

李政道当时是怀揣着浙大导师的一封推荐信，穿越万水千山，到云南寻找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在烽火连天的路途上，李政道经历过翻车之祸，经住院治疗后，继续坚持前行。终于，在昆明北郊的岗头村，李政道敲开了吴大猷的房门。吴大猷随机出了一些物理题目，李政道的回答让其一次次感到惊讶和狂喜。第二天，吴大猷到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宣布：“各位，我发现了一个物理奇才。”“发现李政道”，成为了西南联大和物理学界的一段佳话。

1945年，23岁的杨振宁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二年，20岁的李政道也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教授攻读博士，再次成为杨振宁的学弟。

1947年，邓稼先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26岁的杨振宁拿到博士学位。一年后，他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不久，他邀请李政道一起，和他合作搞研究。

后来的结果大家就都知道了：杨振宁、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邓稼先于1950年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国，成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999年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可以说，西南联大的学习为他们三人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37年8月28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组建开始，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不到9年时间。虽仅有3882名学生毕业，但很多都是国之重器。其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5位院士、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如今不少中国高校都在致力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曾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西南联大自然备受人们感念。西南联大校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先生在《战火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总结道：“联大的许多遗产已经奉献给了世界。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抗战胜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回原址。三校师生及校产先乘坐卡车从云南出发，经贵州进入湖南，又乘江轮至湖北、江苏、上海等地，再乘火车或海轮回到北平和天津。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今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云南师范大学校区内，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在滇8年办学的历史见证地。这里完整地保存了西南联大原教室、西南联大纪念碑等历史遗存14处，是西南联大历史遗存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场所。旧址内还建有博物馆，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实物资料展示最多、最集中的展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