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仅剩90秒！“世界末日时钟”意味着什么？

© The Walrus

利维坦按：

的确，如果当你得知世界还有几分钟就要彻底毁灭的时候，内心的活动估计是：反正也要毁灭了，不如躺平接受在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这也是批评者对于“世界末日时钟”的质疑所在——这种倒计时的设置反而会增加人们的负面情绪，从而陷于惰怠。不过，也要看到这种提醒的积极意义，即，也许你真的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将指针拨回一分钟。

事实上，相较于核战争威胁，我们面对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更为普遍：罕见的高温屡破记录，被延长的花期导致越来越多的过敏，工业化污染让你不得不添置额外的空气净化器和口罩等等。在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应该问自己：在这个日益不稳定的世界里，我能做什么？

2020年1月23日，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非营利性研究和教育组织《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将“末日时钟”（The Doomsday Clock）指针调至距午夜100秒的位置——这是其74年历史上最接近午夜零点的一次（午夜零时象征世界末日来临。2023年1月，迫于俄乌战争的威胁，末日时钟又向前调整了10秒，此时距离子夜仅剩90秒，进一步打破了三年前的纪录，是末日钟自设立以来最接近午夜零时的一次。编者注）。

据《公报》称，这一变化反映了气候变化、核扩散和错误信息对全球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但末日时钟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如何更新？它能告诉我们关于20世纪和21世纪不断变化的全球灾难风险的哪些信息？

末日时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5年，当年发生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在那一年，一群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芝加哥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海曼·戈德史密斯（Hyman Goldsmith）和生物物理学家尤金·拉宾诺维奇（Eugene Rabinowitch），创立了《芝加哥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f Chicago），这是一本旨在向公众提供关于核武器日益威胁信息的通讯月刊。

1946年，尤金·拉宾诺维奇（右二）在芝加哥大学校园。© Sage Journals

两年后，当拉宾奇和戈德史密斯决定将通讯扩展为一本正式的杂志时，他们邀请艺术家马特尔·兰斯多夫（Martyl Langsdorf）为杂志设计封面，她是物理学家兼公报会员亚历山大·兰斯多夫（Alexander Langsdorf）的妻子。

上世纪40年代，马特尔·兰斯多夫和她的女儿。© Washington Post

起初，马特尔考虑绘制一个巨大的字母“U”来代表铀，但在倾听了其他公报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后，她意识到这本出版物的本质不是核武器本身，而是它们构成的全球灾难的严重风险。因此，正如《原子科学家公告》网站所述：

“她画了一个时钟的指针，滴答作响到午夜。就像原子弹爆炸的倒计时一样，它暗示着如果没有人采取行动阻止它，将会迎来毁灭。”

“末日时钟”首次亮相在1947年6月的《公报》封面上，时针被设置在午夜前7分钟。尽管最初这个位置没有特别的含义——马特尔承认她之所以放置指针是出于“美观的原因”——但它仍然成为以后所有调整的基准。

1947年6月《原子科学家公报》封面。© Medium

关于是否移动指针以及移动多少的决定，是每年一月根据前一年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做出的。最初，这个决定是由创刊编辑尤金·拉宾诺维奇自己做出的，但在他于1973年去世后，这项工作则由公报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在与其赞助委员会的磋商后作出，后者目前包括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自创立以来的74年里，“末日时钟”已经更改了25次。第一次是在1949年，为了回应苏联引爆其第一颗原子弹，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冷战的环境，导致《公报》将时钟调整到午夜前3分钟。其他将时钟推近午夜的事件包括，法国和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开发核武器、1968年越南战争升级，以及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退出裁军谈判；而将时钟拨回的事件包括，全世界科学家在1957至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的合作、美苏在1963年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

1947年至2020年，末日时钟指针的变化图。© Fastfission/Wikipedia/Javier Hirschfeld

在2020年之前，时钟最接近午夜的一次是在1953年（2分钟），当时美国和苏联分别在6个月内测试了他们的第一颗热核武器，而离午夜最远的时候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17分钟）。

1953年，美国内华达试验场通过火炮进行的核弹试验。© wikipedia

奇怪的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世上最接近全面核战争的事件——对时钟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危机在《公报》开会讨论之前就已得到了解决。此外，这场危机导致全球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如莫斯科-华盛顿热线的建立——这使得世界变得更为安全。

由于其简洁和直观的即时性，末日时钟迅速成为冷战的一个象征，激发了无数流行艺术作品创作的灵感，如铁娘子乐队（Iron Maiden）的歌曲“午夜前两分钟”（Two Minutes to Midnight）和阿兰·摩尔（Alan Moore）的《守望者》（Watchmen）。

随着时代的变化，末日时钟也发生了变化。2007年，设计师迈克尔·贝鲁特（Michael Beirut）更新了时钟的设计，使其更具当代感，而在2009年，当《公报》将印刷版改为数字出版物时，时钟形象也进行了调整，现在作为《公报》网站上的标志出现。2016年，《公报》还委托制作了一枚实体末日时钟，挂在其芝加哥办公室的大堂，每年吸引来成千上万名游客。

柏林墙倒塌：1989年11月底，一名东德士兵通过墙壁的破缝和西德人交谈。© wikipedia

其他变化更为根本。虽然末日时钟长期以来一直与核战争威胁有关，但近年来，《公报》已开始关注更为当前和新兴的文明威胁，包括气候变化、生物技术、网络战争，甚至人工智能。事实上，《公报》将末日时钟在2020年调至离午夜100秒的原因如下：

“人类继续面临两个同时存在的生存威胁——核战争和气候变化，这些威胁被一种威胁倍增器——网络信息战——所加剧，这削弱了社会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国际安全形势严峻，不仅因为这些威胁的存在，还因为世界领导人允许管理这些威胁的国际政治基础设施遭到侵蚀。”

尽管如此，核战争的威胁仍然是时钟设置的一个重要因素，2007年朝鲜进行核武器试验和伊朗恢复铀浓缩活动后，时钟被调至距离午夜5分钟就证明了这一点。

尽管末日时钟具有标志性地位，但多年来它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许多人质疑公报委员会设置末日时钟指针的过程，甚至怀疑时钟作为全球风险指标的价值。其中很多批评集中在时钟对风险的表达上，一些人，比如牛津大学未来人类研究所的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就认为，这种表达本质上是有缺陷的。

根据桑德伯格的说法，时钟衡量的各种风险因素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不能轻易地进行比较。它们都是人为制造的，这意味着：

“……常规的概率估算形式不仅不足够，而且实际上是具有误导性的。[时钟]不是一个精确的度量单位，它还结合了多种因素。也许刚开始时，只涉及核战争会容易估算，但我们还面临着其他潜在的威胁。”

但桑德伯格表示，即使仅应用于核战争，时钟的设计本身也不太适用作风险指示器，因为其无情的“倒计时”模式意味着全球灾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我们主观可以积极避免的。此外，桑德伯格认为，时钟的基本使命——提醒人类距离灾难有多近——实际上可能会适得其反，他指出：

“你不能把你的生活就安排在午夜的前3分钟。”

俄克拉荷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科学史研究员凯瑟琳·潘多拉（Katherine Pandora）也同意这一观点，她认为：

“让当局声明即将发生紧急情况是引起公众注意并让他们做好立即采取行动的有效方式，这就是末日时钟从几分钟到午夜毁灭背后的逻辑。要求几代人始终保持紧急状态是自相矛盾的。该指令的意外影响可能会阻碍当前问题的成功解决，并破坏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使用世界末日的言论可以帮助我们在民主国家中讨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

尽管如此，潘多拉赞扬了《原子科学家公报》为让公众了解新出现的全球威胁所做的努力，并指出：“《公报》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大量研究和分析得出的，这是真正让我们所有人就关键问题进行讨论的工具。”

世界末日时钟也受到了右翼评论家的批评，用记者约翰·梅林（John Merline）的话说，他们指责它“只不过是自由派的焦虑仪”。这些批评者认为，尽管创始编辑尤金·拉宾诺维奇断言：“《公报》的时钟不是记录国际权力斗争起伏的计量器；它旨在反映核时代人类生活的持续危险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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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评论者指责《公报》将“假新闻”与核战争等同起来，认为这是对文明的生存威胁。

但大多数批评，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似乎都忽略了世界末日时钟的基本要点。正如该公告在其网站上所述：

世界末日时钟不是预测工具，我们也不是在预测未来。相反，我们研究已经发生的事件和现有趋势。我们的科学与安全委员会跟踪数字和统计数据，例如，追踪世界上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百分比、海洋的酸化程度以及海平面上升速度。该委员会还考虑了领导人和公民为减少危险所做的努力，以及各机构（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民间社会组织）为落实谈判达成的协议所做的努力。

公报有点像医生做出诊断。我们查看数据，就像医生查看实验室测试和X光片一样，同时，也会考虑难以量化的因素，如同医生在与患者和家人交谈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尽可能多地考虑症状、测量结果和情况。

该公报承认，世界末日时钟的核心是——并且一直是——一种象征，一种易于理解的全球风险象征，旨在引发讨论和促使采取行动。针对政治党派之争的指控，该公报给出了发人深省的提醒：

“确保我们社会和人类物种的生存不是一个政治议程。与其他国家合作实现对极其危险技术的控制不应涉及党派政治。如果参与该公报的科学家对当前有关核武器和气候变化的政策持批评态度，那是因为这些政策增加了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如另一名联合创始人拉宾诺维奇所言，末日时钟的目的就是“把人吓到恢复理性，从而保护文明”。

设计末日时钟的科学家恐怕也没想到，他们曾以为紧迫感十足的7分钟，在其后的20多次表针调整中反而是相对“宽松”的一个时间点。末日时钟诞生后共进行过25次调整，拨慢8次、调快17次，其中维持在距“午夜”7分钟的有4次，长于7分钟的有8次，而短于7分钟的有13次之多。最接近“世界末日”的时间就是今年的90秒，以及2020年的100秒。

文/Gilles Messier

译/tamiya2

校对/tim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3/01/whats-up-with-the-very-real-doomsday-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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