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院士：科学家做科普绝不是不务正业

在科研领域向来低调的周忠和，在科普领域却十分“高调”。

周忠和曾经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的履历格外亮眼——25岁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空白；34岁获美国堪萨斯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46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每一块化石都是一个故事

“鸟类其实算是恐龙的后裔。”周忠和的这一说法备受关注。其实这一“结论”在国际古生物学研究领域早已不是新鲜话题。

英国学者赫胥黎早在19世纪就注意到恐龙和鸟类在骨骼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正式提出“鸟类恐龙起源”的假说，后来经历一番波折，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奥斯特姆重新振兴了这一学说；1996年我国科学家在辽西首次发掘出了保存有羽毛印痕的恐龙化石“中华龙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重要证据。随后20多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又不断取得了若干重要发现。这些发现就与周忠和早年的工作有关。

周忠和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一种叫作北票鲟的鱼类，一有时间就需要去发掘化石。这类化石也来自辽西，与“中华龙鸟”出自同一地层。1990年，25岁的周忠和与两位研究人员在挖掘化石的过程中发现了长江白鲟祖先的化石。

后来，他一个人在这里继续寻找，虽然没找到鱼类化石，却找到了两块珍稀的鸟类化石。这两块化石后来被证明距今1.2亿年左右，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类似化石中保存最完整的鸟类化石，其中一件被命名为“华夏鸟”，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长期的空白。

这两块化石的发现改变了周忠和的一生。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周忠和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古鸟类研究。

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周忠和与同事先后发现并命名了几十种早期鸟类，提出了一些支持鸟类恐龙起源学说以及鸟类飞行树栖起源假说的新证据，并提出热河生物群是若干生物进化摇篮等假说，有力推动了我国在中生代鸟类研究领域的工作。

周忠和讲述的科普故事往往与化石有关。在周忠和眼中，每一块化石就是一个故事，每一块化石都代表了一个生命演化历史的一个节点。

二、我们的好奇心都去哪儿了

在做科普的过程中，周忠和一直在呼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我们的好奇心都去哪了》是周忠和曾经做过的一次演讲的题目。他认为，从研究古生物的角度看，好奇心并非我们人类所特有的，而是人类与动物共有的一种思维活动，代表对一种事物特别注意的一种情绪，也代表一种求知欲、一种探知欲望。“遗憾的是，我们的好奇心一直在不断丢失，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好奇心一直在减弱，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呵护好奇心。”周忠和说。

周忠和在演讲中举过一个例子，比如刨根问底、求知若渴、天真无邪、喜闻乐见、打破砂锅问到底等，大部分好像是形容小孩的，或者说我们的孩子更多具备这样一些优点。但是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个大人，可能就觉得有些奇怪。

谈到好奇心为什么有用？周忠和说，一定程度上，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人类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向前探索的历史。如果缺少好奇心，你就会觉得你看到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你就不会进一步去深究。没有好奇心，我们就提不出问题；提不出问题，我们就很难去深究，社会就很难进步。

“为什么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呢？就是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一个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才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觉得爱因斯坦说出了科学研究的真谛。”

三、科普是科学家的“分内事”

“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往往会提出很多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被教会了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因此即使你对书本之外的知识表现出了一点儿兴趣，但也没有时间去深入了解，自然也就提不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其实，教师少教一点、多教一点无所谓，最关键的是不能让学生的兴趣没了。”

一位院士为什么如此热衷做科普？

“我做科普是希望能够推动学科发展，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学科，促进学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周忠和说，这是他做科普的“小算盘”。

在周忠和看来，院士参与科普工作有很多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起到带头与引导作用，带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参与；另一方面作为科研一线的专家，他们的科普作品首先体现的是学术的严谨性。

谈到走进中小学进行科普宣讲，周忠和坦言，“最近两年，进校园少了，不是不愿意去，而是更考虑效率，毕竟学校太多，走进一所学校的影响面也有限，但是做一次线上直播可能会影响成千上万人。平时的科研工作也很繁重，一个人分身乏术，这就需要抓重点，讲效率”。

他坦言，过去的确存在科学家“不愿、不屑、不敢、不擅长”做科普的“四不”窘态，甚至被认为“科学家做科普是不务正业”。

近年来科普氛围明显加强了，在他看来，政策是第一位的，政策是风向标，也是导航仪，从某种程度上说，政策比资金支持更重要。与此同时，科普工作需要全社会协同起来，仅靠院士带动是远远不够的，要形成全社会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大科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