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滨海被赋予了太多诸如“宜人”、“富饶”之类的溢美之词，但谁也不能忘记，这里是陆地和海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圈激烈碰撞的边境。
出人意料的是，海岸带并未成为生命的禁区，反而，它无比繁荣。扎根在海陆交界的这条狭窄生境上，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里的生物都需要应对多重压力，植物需要耐受盐碱，滩涂和礁石上的蟹和贝类需要应对太阳的炙烤，浪花中浮动的幼鱼和卵也常常被过量的悬浊颗粒物夺去生命，但这一切都很值得——海岸带充裕的光照和来自陆地的无机盐滋养着浮游生物，礁石上的贝类不需要费多少精力，只要守株待兔就能大快朵颐；盐碱的滩涂阻挡了绝大多数竞争对手，耐盐的植物尽可以独享宝贵的光照；植被和食物的繁茂吸引了迁徙鸟类驻足，在漫长的归途上，连绵的海岸线是信标，也是驿站；而对于海龟、鳍足动物来说，这里还是延续族群的育婴所。
千百万年来，狭窄漫长的海岸带一直是这些生物生息繁衍的家，不消说日复一日的潮汐变化，就是地质时代动辄几十上百公里的海侵、海退也从未将它们击垮。海岸动荡不息，海岸带的生物，则是适应动荡的行家。直到人类的出现，给海岸带来难以愈合的迅速变化。
向海洋索取生存空间
在今天，全世界44%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150公里之内，而这一趋势还是不断加速，十几年前的一项研究认为，1995-2006年间，全球生活在海岸线100公里内的人口增长了35%。
仅仅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就见证了许多个“从渔村到都会”的传奇故事——新加坡、青岛和香港莫不如此。当这些沿海城市在短短几十年中迅速膨胀，人口和规模轻松超越许多千年古城时，它们却不能像端坐在平原上的长安、巴比伦一样向四面八方匀速扩张——城市的海岸线限制了它的成长，填海造陆似乎成了拓展城市空间的唯一选择。在过去的40年里，新加坡的填海工程让国土面积增加了11%；香港也陆续填海造陆6200公顷，占到香港总陆地面积的5.7%；20世纪初，青岛胶州湾的总面积还有550多平方公里，湾内的红岛、黄岛还是独立的岛屿，而到了今天，岛屿已经和陆地相连，许多海湾也早就被工业项目替代，胶州湾水域面积在一百年内萎缩了37%。
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成为填海造陆的最重要动力之后，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迅猛的中国，立马替代了荷兰、日本等拥有悠久填海传统的国度，成为世界上每年围填海规模最庞大的国家。从1949年开始到千禧年，中国的每年填海面积约210-220平方公里，仅仅10年之后，这个速度就加快了3倍。
新中国成立后的围填海工程，每一时期都有鲜明的特点。建国后的第一次围填海高峰始自60-70年代，当时的填海目的是为了围海造田，随后的80-90年代，圈围水产养殖池的热潮更盛，而这两种目的最青睐的海岸就是沿海的滩涂湿地。
占据全国海岸线总长46%的滩涂湿地曾是中国最常见的海岸形态，面积曾达到22万平方公里，然而仅仅经过这两次围填海工程，天然滩涂湿地的面积就减少了55%。取而代之的，要么是盐田、鱼塘这样的人工湿地，要么是完全退化为陆地的农垦区。以山东东营的黄河三角洲来说，从1976年到2008年，这里的人工湿地总面积就增长了71倍，面积广达4.2万公顷的盐田和鱼塘，即便在卫星地图上也清晰可见。而作为我国前两次填海造陆规模最大的省份，江苏独占了总填海面积的4成，其大多被几家国营农场用作种植经营。
不过，和进入21世纪后开始的我国第三次填海热潮相比，新中国前50年的填海规模恐怕还要甘拜下风。
近年来曹妃甸地区海岸线变化 | 作者供图
从2003年开始，渤海湾西畔就成了大型吹沙造陆设备的比武场。曹妃甸，原本是唐山滦南县近海的一座沙岛，因岛上有唐太宗为曹姓妃子建造的纪念殿而得名。在此之前，曹妃甸附近的海岸已经经历了人工改造，这里的南堡盐场是长芦盐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年3月，一条通向沙岛的公路工程，拉开了雄心勃勃的填海工程的序幕。从盐场的人造海岸线开始，填海的规模日渐庞大，最远端距离原来的海岸线竟有17公里之多，迄今为止，曹妃甸的海面上已经冒出了170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本在中国港口版图上寂寂无名的唐山港，也一跃成为世界级港口。
“浮出水面”的曹妃甸并不是孤例。就在它南侧38海里之外，天津港的新港区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建设，而再向南不远，沧州的黄骅，又是一番吹沙造陆的繁忙场景。而在辽宁、山东、江浙和广东，一座又一座港口建设项目成为这一轮填海造陆浪潮的主力军——1980年，我国港口码头岸线长度还只有278.9公里，而到了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超过3500公里。要知道，中国的海岸线总长度不过1.8万公里，笔直的码头岸线，已经占到全国大陆海岸线长度的近20%。
中国幅员辽阔，大规模的围填海对国土面积的增加自然不像新加坡那么立竿见影，但对于狭窄的海岸线的影响确是不容忽视的。除了港口之外，中国海岸线上还有4500多公里的养殖围堤、700公里的盐田围堤、1200公里的建设围堤和围垦的农田、护岸等。1980年，人工海岸线还只占到中国海岸线长度的3成，而在今天，中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上，人工改造过的海岸已经占据了68.5%。
被破坏的滩涂，也会报复人类
保护与开发的协调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的难题，它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需要权衡发展对环境带来的破坏，甚至还需要考虑发展给发展自身带来的隐患。围填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沿海地区的人地矛盾，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也会产生新的人地矛盾。
上世纪80年代，山东无棣县与沾化县通过大规模的围填海工程，使人工海岸线向海推进了几十公里，但在1997和2003年，当风暴潮来袭时，失去了广阔潮间带阻挡的新造土地直面潮水，两县5万公顷土地被海水淹没。香港填海造陆的主要区域在港岛和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湾，原本拥有7000公顷水域的维多利亚湾在损失了4成的水域后，港湾内的波浪和流速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淤积，不能再作为航道使用的淤积反而为新的填海创造了条件，香港陷入了填海-淤积-继续填海的恶性循环，今天的港九海峡，狭窄的水域让船只航行条件急剧恶化，尽管当地海事管理部门不断强化作业效率，每年的海上事故依然以30%的速率迅速增加。
香港的填海区（灰色）和拟填海区（红色）| https://zh.wikipedia.org
单纯从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填海造陆对生态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则是毁灭性的。
海岸带狭长，却十分宝贵，人工海岸对自然海岸的替代，导致一些物种栖息地被直接围填、掩埋，进而引发当地生态的崩溃。自1981年开始，江苏竹港垦区开始围垦沿海滩涂，不仅消灭了滩涂上的贝类和沙蚕，适应性更顽强的蟹也迅速消失。无独有偶，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填海围垦导致了水中悬浮物浓度急剧升高，鱼卵和幼苗的成活率受到严重影响。
滩涂和浅海生物的减少，还进一步波及到以此为生的鸟类、掠食动物。位于我国江苏的南黄海辐射沙脊群一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飞路线（EAAF）上最重要的停歇或越冬、繁殖地，沿着这条迁飞路线迁徙的近200种、5000万只候鸟，大多都会在辐射沙脊群及其周边湿地停歇、越冬、繁殖。被IUCN红色名录列入极危名单的勺嘴鹬，全球只剩下不到700只，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会在东台和临近的如东滩涂湿地越冬繁殖，全球5-8成的丹顶鹤来此过冬。然而这样重要的国际湿地也没能避免被围填蚕食的命运，在过去的50年里，66%的黄海潮间带湿地因填海消失，一些严重依赖滩涂环境的鸟类——譬如鹬类，同步出现了显著的种群下滑。而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利用人工湿地的丹顶鹤，在2004年盐城、南通开启新一轮填海工程后，越冬种群数量也随即下跌了200多只。
无独有偶，上海南汇东滩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长江泥沙的沉积塑造着这片年轻的湿地，对南来北往的鸟类而言拥有远超陆家嘴的魅力。但自2017年起，对芦苇滩涂的改造工作就一直未曾停歇，整个十三五期间，当地主管部门计划以一万亩中山杉林地替代芦苇湿地，以达到 “提升区域生态环境”的目的，截至目前，已经有3500亩芦苇湿地被填平造林。究竟天然湿地植物和人工林地谁更有利于“生态环境”？鸟儿用翅膀做出了选择。2019年初，南汇东滩尚有23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此过冬，2020年，它们没有在此驻足；能够长途迁徙的白鹳尚且如此，像震旦雅雀这样以芦苇为家的留鸟又该何去何从呢？
亡羊补牢犹未晚
2018年，面对愈演愈烈的围填海形势，国家海洋局出台了最严格的围填海管控措施，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渤海海域实施暂停受理和审批围填海项目。在此之前的2017年8月，国家海洋督察组对河北省的围填海现状进行督查发现，河北填海造地空置现象严重，从2002年到2017年全省实际填海3万公顷，未开发的居然就有2万多公顷，空置率达68%。
缺乏土地是围填海的最本质动力，但填出来的土地却又空置不用，这反映的正是热潮之下无序、无度，又让人无法理解的怪相。
好在，在如此严厉的监管下，情况正在有所缓解。1990年，在开启围填海700年后，荷兰人掘开了南部西斯海尔德水道两岸的部分堤坝，一片围海得来的田地再次被海水淹没。2016年11月，山东日照的石臼港区1.8公里的煤炭码头退港还海，成为全国首个港口工业岸线退港还海的先例。
今年4月底，自然资源部通报称，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规模违法填海现象，发现并制止桥梁、施工、堤坝等违法构筑用海工程20处，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继续加强对违法用海行为的监管与制止，巩固管控成果。
如同栖息在海岸带上的生灵们一样，人类也在适应海岸带的变化。作为一种智慧的生物，我们也应当学会在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之前，学着和自然和谐地对话。当我们愈发期盼“绿水青山”的秀美未来图景时，也一定不要忘记，点缀在海陆交界的礁石、泥滩和红树林，也应当被用同样的视角审视更丰富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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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个男人在流浪
编辑：朱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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