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恐惧&贫困 人们心里在想什么？

作者：陶睿、刘欢、魏子晗、李明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文章来源于科学大院公众号（ID：kexuedayuan）

作者按

我们通常认为人们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环境的变化是线性相关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贫困的自由是两项基本自由，并且与客观环境的变化有关。然而，本文综述的两个反直觉的效应却暗示，人们应对环境变化和追求这两项自由的背后存在复杂的心理机制：客观环境与主观感受的对应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

第一个反直觉的效应是“心理台风眼”效应，即越接近高风险，心理越平静。

第二个反直觉的效应是“城镇位错”效应，即尽管城镇居民的客观的生活水平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其主观的住地依恋水平却不介于（低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和免于贫困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提出的“人类的基本自由”中的两大基本自由（图1）。联合国千年宣言（United Nations, 2009）也明确提出，国际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帮助人类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贫困的自由。

那么此二者何以跻身“四大基本自由”之列？又是什么促使我们如此迫切地想要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贫困的自由？

图1 左图为4种自由的浮雕，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纪念堂；右图为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图片来自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ur_Freedoms

环境变化→心理变化

细细想来，其源起与变动的环境紧密相关。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在不断变化，或变坏、或变好。

一方面，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涝、海啸）破坏我们的客观环境，即天降恐惧于人类，我们便寻求免于恐惧的自由；

另一方面，为免于贫困，人类人为地改造自然以改善客观环境。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直是人类免于贫困、走向繁荣富强的途径（图2）。

面对环境变化，人要调动身体资源、做出适应性的判断和反应，方能生存。即所谓“心由境生”“心随境转”。具体落到“自然灾害”与“改造自然”的情境即为：免于恐惧与贫困的自由。

图2 人类可能遇到的各种环境变化：海啸和地震与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关；城镇化和工业化与免于贫困的自由相关。图片均来自百度。

面对环境的挑战与变化，人类也相应地进化出了诸多应对和适应机制。当我们身陷危境时，我们感到害怕；而当我们身处美境时，我们则感到愉悦。

生活常识认为主观感受应当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呈现线性变化，即：环境越危险（客观），人们应该越害怕（主观）；环境越好（客观），人们应该越欢喜（主观）。然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纾课题组历经数年收集上万名被试的数据后，发现了两个反直觉的效应，揭示了主观感受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变化关系未必是线性的。

反直觉效应一：“心理台风眼”

害怕是人类应对各类环境危险的本能反应(Soyk, 2011)。学术界通常用“涟漪效应”(Slovic,1987)来描述我们面对诸如地震、台风、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时的心理反应——犹如向外扩散的涟漪，不幸遭遇所造成的影响也会随着时间和距离推远而逐渐减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危险与主观害怕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

2008年5月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李纾等人对非灾区（北京、福建和湖南共542人）和灾区（四川和甘肃共1720 人）居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调查惊奇地发现：越接近震中的居民，心理反而越平静，即：随着主观判断的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居民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灾区对心理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图3; Li et al., 2009）。

图3震后对安全和健康问题的担忧程度与住地受灾水平之间的关系

李纾研究员将此效应命名为“心理台风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效应（图4），即在时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时段，心理越平静；在空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地区，心理越平静。

图4台风眼：因李纾研究员的家乡福建多台风，故李纾研究员有意将此效应命名为“心理台风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效应。图片来自百度。（编者注：距离台风中心直径大约为10 公里的圆面积通常被气象学称为“台风眼”，其中空气几乎不旋转，风力相对微弱）

两个变式

变式1——关系版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在汶川地震发生4 个月和11 个月后，李纾及其同事又对灾区（四川、甘肃）的4178 名居民和非灾区（北京、福建）的1038 名居民进行了两次跟踪研究。

这两次跟踪研究发现，“心理台风眼”效应在汶川地震1 年之后仍然强劲。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心理台风眼”效应的一个变式——关系版“心理台风眼”效应，即与遭受财产损失的受灾人群的亲缘关系越近，或与遭受生命伤害的受灾人群的亲缘关系越近，居民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反而越低。

变式2——卷入版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郑蕊等人（2015）入户调查了生活在湘西凤凰县铅锌某矿区的居民（217 名矿区村民）。该研究调查了卷入度（involvement）与村民开矿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之间的关系。其中，采矿卷入度根据当地村民参与矿业开采工作的不同程度分为4类，从高到低依次为：矿主（自家土地能够出产矿石的村民）、矿工（在小矿厂打工的村民）、矿主和矿工的家属以及未参与开矿的村民。依常理推断，卷入风险事件程度越高的人，他们的风险认知水平也应当更高。

调查结果却显示，从矿主到未参与开矿的村民，风险认知水平逐渐升高，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者将之称为卷入版的“心理台风眼”效应，即：卷入风险事件的程度越高，对风险的认知水平越低（图5）。

图5凤凰县村民的平均风险认知水平（分数越高代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社会影响

“心理台风眼”效应表明，主观害怕并未随着客观危险的增加而单调递增。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发现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Nature》的高级主编Noah Gray（2010）认为这一结果“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非常重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制定公共卫生风险的应对政策。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究竟哪些人正在遭受灾难的折磨”。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对有关环境污染风险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做了题为《人类认知环境风险的大悖论》的深度报道，认为“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发现充分说明，单纯地给民众呈现数据和统计结果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心理认知，政策制定者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应该更多地与民众交流和沟通（Harvey, 2015）。

反直觉效应二：“城镇位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迅速。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4.77%，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53%（国家统计局, 2013）。

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将很大程度上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然而，研究者发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近十年的持续增长，主观幸福感的均值却几乎保持不变（e.g., 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 Easterlin & Sawangfa, 2010）。这些结果意味着主观感受并非随城镇化水平呈线性变化。那么这种非线性的关系是否在诸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呢？

Wang等人（2015）从2007年8月到2007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对处在不同城镇化进程的三类地区（农村、城镇、城市）的居民（合计3716名）开展了入户调查。研究者通过直接和间接测量考察人们对于住地的主观看法。

直接测量的主观指标是自评的社会环境，即居民是否认为自己的住地拥有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间接测量的主观指标（住地依恋）由投射测验（Li, 2016）测量得到，即不直接询问居民对住地的态度，而是要求其对与自身关系重大的事项做出选择，包括询问他们是否愿意选择本地人作为终身伴侣，是否愿意来世重生在本地，是否希望子女掌握本地的方言，以及是否对外地人侮辱本地人存在情绪反应（Wang et al., 2015）。有强烈住地依恋的人会更愿意选择本地人做伴侣，来世再做本地人，让孩子掌握本地方言，以及对外地人侮辱本地人的言辞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

根据客观指标（如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成人文盲率和人均家庭月收入等等），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自农村至城市阶梯上升的趋势。按理说，居民的住地依恋水平也应当呈现出相似的趋势，即城镇居民的住地依恋水平应当落在农村和城市居民之间。然而研究结果却显示城镇居民的住地依恋水平和自评的社会环境分数均低于农村和城市居民（图6；Wang et al., 2015）。

图6 农村、城镇和城市居民的“住地依恋”均值（分数越大代表越依恋本地区）

鉴于这种“非逻辑”的性质，Wang等人（2015）把这种V字型关系称作“城镇位错”效应（town dislocation effect）。“城镇位错”效应描述了城镇化过程中主观感受与客观环境的不同步变化。

“城镇位错”效应尽管出乎意料，却仍在情理之中。伊索寓言中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农村老鼠羡慕城市老鼠有美味的蛋糕和啤酒，于是他搬到城里。然而，当他亲身体验到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后，农村老鼠认为与其紧张焦虑地生活在城市中享用美食，还不如回到乡下过平静的生活。正如农村老鼠一样，人们面对城市似乎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田园情结”（Wang et al., 2015）。

前述两个反直觉的效应提示我们，主观感受随客观环境的变化关系可能并非是线性的；人们在应对环境变化以及争取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背后有复杂的心理机制。

人类越是视“免于恐惧与贫困”为基本自由，心理学工作者就越有责任辨明“免于恐惧”的心理防御机制和“免于贫困”的心理调整机制。鉴于这些机制尚不得而知，人类在追求自由之路上仍将继续求索。

参考文献:

[1]Li, S., Rao, L-L., Bai, X-W., Ren, X-P., Zheng, R., Li, J-Z., Wang, Z-J., & Liu, H. (2009).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i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4, e4964.

[2]Li, S., Rao, L-L., Bai, X-W., Zheng, R., Ren, X-P., Li, J-Z., Wang, Z-J., Liu, H., & Zhang, K. (2010). Progres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5, e9727.

[3]Wang, F., Li, S., Bai, X-W., Ren, X-P., Rao, L-L., Li, J-Z., . . . Zheng, R. (2015). Town mouse or country mouse: Identifying a town dislocation effect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PLoS ONE, 10, e0125821.

[4]Wei, Z. H., Tao, R., Liu, H., & Li, S. (2017).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and Our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