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品鉴】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精髓纵览——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

2016年6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编著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以下简称《发明创造》）出版，该书分“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三部分，列举了88项相关条目，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它们的内涵、发现或创造的时间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该书的出版，不但凝聚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几十年的结晶，而且体现了近些年中国科技史研究与认知的新视野，基本解决了我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到底有哪些的问题。该书依学术规范，在引用上均注有文献出处，行文简洁流畅，是近些年出版的一本不可多得的面向公众的中国科技史普及读物。

一、我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再盘点

最早对我国古代科技成就项目进行条目式列举的是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1995年）。1954年，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中按照英文字母从A到Z的顺序列举了26项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机械和其他技术，如龙骨车、风扇车、提花机、缫丝机、独轮车等。不但如此，李约瑟还考证、对比了中国和西方各自出现相应技术的时间，列出了西方落后中国的“时差”。

在李约瑟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陆续出版的同时，对中国古代科技有浓厚兴趣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1945年—）基于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在1986年出版了《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该书按照农业、天文学和制图学、工程技术、家庭用品和工业技术等11个门类列举了100项成就。对比可知，李约瑟的26项集中在机械技术方面，而坦普尔拓展到了整个中国古代科技领域。

1995年，科学史所金秋鹏研究员在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选取了100项成就，编就了《一百项中华发明》。近年来，科学史所华觉明研究员在总结、提炼我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方面用力甚勤。2008年，他提出了我国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24项原创性重大发明，其中包括粟作和稻作、蚕桑丝织、琢玉、木结构营造技艺等。在征询同行的意见后又作了扩充，2014年他列出了30项重大发明。在2017年，他与清华大学冯立昇教授担任主编，出版了《中国三十大发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史所认为有必要成立专门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研究组，与全国科技史同仁一道，重新梳理、考察我国古代的重大科技发明创造成就，列出一份新的名单。2015年1月28日，科学史所在《光明日报》公布了85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名录，并在2月23日《光明日报》就公布后社会的反馈意见做了介绍说明。此后又对个别项目进行了调整，形成了最终成书出版的88项。

二、不妄言，不空洞，不说教

这88项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的遴选标准是什么？研究组成立之际，关于项目的遴选标准已形成统一认识，并在随后就有关项目的调整过程中一以贯之。这三条标准是：第一，突出原创性；第二，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第三，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

如果某项成就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再好不过了，比如著名的四大发明。有的项目可能只包含了其中两条或一条，但在相关方面表现特别突出，也可入选。兹举三例加以说明。比如战国中期《墨经》记载的“小孔成像”，是世界上首次对光的直线传播原理的正确解释，不但具有原创性，而且反映了当时墨家学派在光学探索方面的杰出成就，因为直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学者海什木（Ibn al-Haytham，约965年—约1040年）才做了更精准的描述。

又如，11世纪初由苏颂、韩公廉等设计、建造的水运仪象台，综合利用了齿轮传动、链传动、杠杆机构、棘轮机构、凸轮机构、滑动轴承等，是我国古代机械的集大成之作，原创性与技术水平均非常突出。再比如，柑橘栽培，早在春秋战国时已进行人工栽培，12世纪时经由阿拉伯传到西方。目前，柑橘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类水果，总产量超过世界水果总产量的1/4。与柑橘栽培类似的还有茶树栽培等。

在遴选、编纂过程中，研究组始终以史料记载与考古实物为基本出发点，做到不妄言，要言之有据；不空洞，要言之有物；不说教，要言之成理。对学界还未定论的说法，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比如就十进位值制记数法的起源地问题，采用了“它很可能最早出现于中国”这样的说法。比如指南车的传动机构，有的复原者采用了具有自动离合装置的定轴轮系，有的采用了差动轮系。但一些技术史学者认为，这样复杂的齿轮机构在当时未必已经发明或者采用，因此这种复原只能算是为了实现目的的复原，而不是历史的复原。因此在本书指南车条目的行文中，对这些复原设计做了客观评论。

除此之外，新近的考古成果不断丰富并改写着我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比如，成都老官山汉墓发现的四具提花机模型，2014年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才提及，其提花方式过去文献从未记载，这样就完全改写了我国的提花技术史。这次“提花机”条目利用了该考古成果，使公众了解到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增强了条目的时效性与权威性。

三、高端科研资源学术成果普及化

那么这本书的出版，其意义何在？又能实现哪些功能，或者说它能用来做什么呢？

这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提供了有关我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的一个权威读本，是中国科技史界“高端科研资源学术成果普及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反映了中国科技史界研究范式的转向。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权威读本呢？前文已述，在此之前有数个有关我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的版本，它们遴选的范围、视角和阐释各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次由科学史所牵头，组织国内外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严格推选、评审、编纂条目，从成立研究组到正式出版，前后近3年，充分听取了来自学界、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因此88项条目的社会认可度高，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科研成果的普及是一个普遍难题，科技史研究也是如此。从1957年科学史所成立至今，已经60多年了，我国几代科技史研究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尽管也出版过比较优秀的科技史通俗读物，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队伍以及研究成果相比，相关通俗读物明显偏少，高质量的通俗读物更少。

科学史所曾牵头组织专家完成了20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这套书可以和李约瑟的巨著相媲美，可惜至今仍未出现基于该丛书的、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通俗读物，令人遗憾。这次出版的《发明创造》，算是研究型读物向通俗读物的一个过渡，由于兼顾学术的严谨性，部分文字仍有史料堆砌的痕迹，部分文字仍沿用了学术用语，未能转换为更晓畅的口语表达。但值得欣慰的是，该书发行的同时，另配套附送有一张彩色挂图，算是88项条目的直观呈现。

科技知识的传播史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前文提到，在三项评选标准中，其中一项涉及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没有传播，就无法谈影响；不知道传播的路径、互动过程以及在不同地域的接受等情况，科技知识的共享、普及、再利用等就是一句空话。

近代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大家有目共睹，其传播路径往往有迹可循。但古代的某项发明，比如西方的螺旋机构、我国的风扇车，它们是否影响以及是如何影响人类文明进程，又有谁能说清楚。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对科技发明创造传播史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首先需根植于以往的研究，即先搞清楚某地域何时发明或者出现了什么，然后再从社会与境的视角理解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发明创造，待这种拼图做得足够大时，自然就会产生知识传播的问题，为何此地先有、他处后出现，为何这种文化欣然接受，另一种文化始终拒斥等。所有这些，要求新时期的科技史学者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史料挖掘，而要旁及一地区、一国家，甚至全球科技知识的创造、互动和传播过程，即要用人类文明史的视野审视科技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说，《发明创造》的出版，也是当前我国科技史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个缩影。意义已陈，功能自现。《发明创造》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认识我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创造的窗口，一册在手，概览所有。同时可以相信，社会的有识之士一定会认识到《发明创造》的价值，以之为科普创作蓝本，可以做相关的再开发，推出相关衍生读物。比如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加工，作为青少年的课外科普读物，为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增瓦添砖。

作者简介

史晓雷：湖南农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科技史博士、副教授，曾入选中科院科学普及领域优秀人才计划（2018—2020），著有科普书籍7本、各类科普文章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