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故事——核物理学家朱光亚

从22岁与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等一起赴美国考察原子弹，到35岁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领军者，从见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到全面领导和组织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他的一生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的朱光亚。

1924年，朱光亚出生于湖北武汉，由于父亲在法国企业工作，他和兄弟姐妹从小便接受西式教育。1938年，受抗日战争形势所迫，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转移到重庆，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他考入了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通过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赵广增等教授了解了国际物理学科的新发展。次年夏天，朱光亚转学到西南联大，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与吴大猷等众多名师的悉心教导，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等被派往美国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朱光亚被选为助手同行。在密歇根大学，朱光亚一边担任吴大猷的助手做物理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实验核物理。其间，他连续四年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各科成绩都是A。1947年初，他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学期刊上连续发表英语论文，核物理新兴科学前沿从此开始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两年后的秋天，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仅仅25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令朱光亚和很多爱国学子们兴奋不已，都感到报效祖国的机会到了。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著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美国各地的留学生中传阅。到1950年初，一共有52名决定回国的留学生在上面签名。我们今天在泛黄的报纸上，仍能看到朱光亚当年呼唤海外学子回国参加建设的肺腑之言：“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1950年，朱光亚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随后不久，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在他的感召下陆续回国。朱光亚回到祖国仅仅四天，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主讲的是光学和普通物理。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系统论述核武器的学术著作《原子能和原子弹》。

1952年，朱光亚被选为板门店谈判的翻译。当时美方虽然在战场上已经失利，但因为有核武器的底牌，所以态度仍十分强硬，谈判异常艰难。这令朱光亚如芒在背，他知道，新中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于是他暗下决心：这辈子要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困难、人才奇缺。1952年，东北人民大学建成，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大批知名学者来到这所学校，充实师资队伍，加强学校实力。28岁的朱光亚与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高昂的热情奔赴长春，投入到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的创建工作中，他当时仍是国内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建校之初的物理系可谓一穷二白，但是面对困难，朱光亚没有退缩，而是把浑身的干劲儿都用在了学科创建上。在领导创建物理系的同时，朱光亚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先后为五个年级的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力学等课程，还要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论文。朱光亚讲课思路明晰、概念透彻、语言简练，他的课程被学生们称为“艺术精品”。他不仅给学生传授基础知识，还教会学生怎么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把握科学的思维方式。仅仅三年时间，物理系从无到有，师资队伍发展到50多人，建成12个实验室，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1955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朱光亚被召唤回到北京，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唯有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35岁的朱光亚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担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核武器研制工程中。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朱光亚在从原子弹试验场撤回途中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潸然泪下。此后，朱光亚又参与组织领导了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此后他又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以及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并在1994年全票当选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

朱光亚有着虚怀若谷的博大胸怀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报请审批时，朱光亚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在他有关国防科技历史的文章中，都是只谈别人和集体，从不谈自己。时年10月，朱光亚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前一天，他便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奖金全部捐出去，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基金。捐款后，朱光亚反复叮嘱周围的人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社会上更是无人知晓。

1999年，国家授予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1年，朱光亚因病溘然长逝，享年87岁。这一年，朱光亚当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如是说：“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的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正是朱光亚本人。他曾说过：“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半个世纪中，我国核工程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都倾注了朱光亚的心血和智慧，镌刻着他特别而重大的贡献。他成就卓著而又宁静淡泊的一生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如同寰宇中那颗明亮的“朱光亚星”，永远光耀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