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遥感的开路先锋——姜景山

导语：他是我国空间微波遥感信息工程与航天应用工程学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36年2月生于吉林省龙井市，朝鲜族。1962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乌里来诺夫电工学院无线电系。1962年回国参加工作后先后从事火箭定位、卫星测控、微波遥感技术及航天应用工程研究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主要从事微波遥感及航天应用研究。他是我国遥感技术的倡导者之一，是我国微波遥感的开路先锋。自20世纪70年代初，他从理论概念到技术体系的建立，从具体技术到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从技术体系建立到应用，全面推动了微波遥感发展。他从我国严重灾情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出应发展利用遥感技术监测各种自然灾害的方法，先后与多个单位合作，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技术系统，为我国减灾、防灾做出贡献。20世纪90年代，他出任我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可行性论证组长，后又任应用系统副总指挥兼飞船主载荷之一、多模态微波遥感器主任设计师，为推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做出贡献。从1994年起，他连续两届出任863航天领域空间科学及应用专家组组长。他现任我国探月工程副总师，空间中心总工，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主任。他的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二等，部委奖特等、一等、二等奖十几项。2000年国家科技表彰中授予“国家863计划十五年有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称号。2004年获得国家“载人航天突出贡献者”奖，2005年获首届“载人航天曾宪梓基金突出贡献者奖”，90年代初曾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优秀母亲的影响

母亲给了他生命，他以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报答母亲的恩情；童话给了他幻想，他还祖国一个真实的“千里眼、顺风耳”；作为国际知名的航天科学家，作为中国遥感的开路先锋，作为朝鲜族的第一位院士，他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业绩。他就是著名微波遥感及航天应用工程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景山先生。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与磨练之后，“理论之根一定要深深地扎在实践沃土之上”这一治学理念，在他的科学历程中得到了验证。他深爱着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当我们追随着他的思绪，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位在遥感路上走了几十年的科学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寄托了怎样的情怀，度过的又是怎样的人生之旅。您一定会为他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始终表现出那种顽强坚韧的奋斗精神所深深地吸引！

她给予的不仅仅是生命，更重要的还有智慧和力量绵延的长白山下，曲曲弯弯的海兰江畔，有一座传说中龙飞天的村庄——龙井。姜景山出生在这座村头一家歪歪斜斜的朝鲜族农民的破草屋里。父亲姜和敬、母亲李今丹都以务农为生。

姜景山出生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继而以“九一八”事件侵占东北，准备大举进攻华北的前夕。失去家乡、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姜家是村中最贫困的一家，在屋内挥动三丈长杆也碰不到东西，可谓一贫如洗。父亲为地主家打短工，母亲帮人家洗衣服做饭，勉强维持着一家七口人的生活。

1941年早春，一家之主的父亲突然去世，这使这个本来就难以为继的家庭雪上加霜。从此，一家人生活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母亲纤弱的肩头上。性格刚直的母亲埋葬了父亲，擦干眼泪，想“即使天塌下来，总会有钻出去的空子。”她咬紧牙关，拼命干活儿。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白天到江边筛石子儿，晚上磨豆子做豆腐，清晨叫卖。并在心中暗下决心“就是饿死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即便如此，家中断顿也是常事。穷人的孩子早懂事，一家人都帮母亲分担生活重担，连刚五岁的姜景山也时常上山打柴，到日本国人机关捡煤核儿，一不小心就挨日本人的打。1943年冬（当时是冬季入学），姜景山进了龙井宏中小学。1945年，家乡解放，人民翻身，姜家也分到胜利果实，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母亲的坚强，对子女发自心底的爱，她的为人，她的刚直和奋斗，在无形中扎根在小景山的心里，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正直、善良、不怕困难的品质。识字的母亲会给姜景山讲各种故事，讲她读过的小说，经常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吃好、穿好不是最重要的，而有出息、有学问才是最重要的。”儿时母亲的身体力行、朴素无华的教诲深深印在姜景山的心中，这是无法抹去的记忆，是永世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姜景山院士追寻逝去的童年时，不无感慨地说：“我有一个优秀的母亲，她具有朝鲜族女性的那种勤劳、刚正、纯朴的气质，母亲给了我们一笔精神财富，以昂扬的斗志战胜一切困难，对未来拥有一个美好的信念与追求。”

求学之路

“要有学问，要有出息”是母亲最朴素的要求，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一位母亲的理想。姜景山受这句话的影响，从小努力读书。1949年冬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延边最好的中学——龙井中学。两年半的初中生活，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担任了学生会宣传部长。1952年7月毕业时，被学校推荐到大城市继续读高中，这是当时龙井中学对优秀毕业生的最高奖励。在这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山村，更不用说去大城市了，再则当时的家庭生活条件，连路费都难以支付。但是，决心读书的力量指引着姜景山，他怀揣从助学金里节省的四元钱，义无反顾的踏上了求学的路。

经过千辛万苦，姜景山只身来到北京，考入了北京市大同中学（后改为24中）读高中。年仅15岁的农村孩子第一次到大城市，语言又不通，身无分文的他在北京要等半个月才开学。这半个月怎么过？学校给了一个床位，住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学校放假期间没有开伙，这样他饿了三天。当时留校的老大哥们看他没出去吃饭，关心地问：“饿不饿？”，开始两天他还撑着面子说：“不饿。”到了第四天，好心的学生会干部把情况反映到校领导，领导们看到来了个延边的农村娃，快饿得不行，马上开个证明送到北京市民政局。新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政策，立即开了个介绍信，介绍到北新桥的一个单位去吃饭。当时的大同中学在东单，离北新桥有近十几公里。尽管有有轨电车，因为没有钱他只好一天二趟步行来回，只为了两个大窝头和大头菜。后来才知道，当时他去吃饭的地方是北京市儿童教养院，是专门收养失足儿童和流浪儿童的地方。姜景山院士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一次难忘的经历。

1952年到1955年，高中三年，姜景山越来越体会到获得学习机会的不容易。当时正是共青团讨论“为谁学习”和人生观的教育时期，此时他也从少年时的“出息观”发展成为“为祖国而学”的正确的学习观。由于儿时母亲的教育，姜景山的人生中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也许正是这一缘故，加上没有钱，在北京的三年除步行能达到的地方，他没有去过任何名胜古迹，一心读书。由此，他悟出一个道理：只要勤于耕耘，就会有丰厚的收获。此后，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学习。这样，他的成绩一直位于全年级的榜首。

1955年毕业时，姜景山被推荐参加留苏选拔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留苏预备班，经一年俄语学习后，于1956年赴原苏联列宁格勒进入著名的无线电之父波波夫为第一任校长的列宁格勒电工学院，学习无线电技术。学校有很多著名教授，基础教育十分扎实。五年半的学制中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基础课程，这一段学习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至今他工作中的数学、物理的知识得益于大学教育。当时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已很发达，工业基础很好，综合能力强，这也是为什么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个载人航天由苏联实现的重要原因。

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世界上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卫星，后于1961年又成功地实现了载人飞行，把人类第一位太空人加加林送上了天并安全返回地球，从此人类进入太空时代。对于这一人类划时代的壮举，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1958年毛泽东主席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听了这一消息，姜景山十分激动，决心回国后从事这一事业，为祖国奉献青春和智慧。1962年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这样，姜景山结束了18年学校学习的日子，真正进入社会的建设和生活。

对太空事业的追求

一个人只要心存理想，就会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前进道路上不迷失方向。理想是前进的旗帜，是心中的明灯。姜景山对太空事业的追求是由一曲母亲常唱给他的朝鲜族童谣开始的：“蓝蓝的天空银河水，一条小白船，高高桂树桂花开，白兔来做伴，既不挂白帆也没有双桨，小白船走得快，远远去西天……”经常听着母亲的歌和她讲的有关嫦娥的故事，从小他着迷于太空，这是儿时的启蒙。而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他坚信，儿时的梦想定能实现。因此大学毕业前国内派代表团争取回国后的志愿时，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回国后要从事太空研究。当时我国已成立了人造卫星研究机构，中科院518组（地球物理所二部），由钱学森教授任组长，赵九章先生任副组长，已开始了人造卫星研究。回国后他如愿地分配到了地球物理所二部，研究火箭定位系统问题。从此姜景山真正成为太空研究队伍中的成员。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59年后我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调整，地球所二部主要力量进行控空火箭探测仪、遥测、定位及相关技术系统研究。从1960年开始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合作发射T7型探空火箭，一方面培养人才，维持队伍，同时为研究卫星作技术准备。他们主要研究火箭和早期导弹的定位技术研究。当时，姜景山任这个组的组长，发展了多种型号和二次雷达技术，参与了多次靶场试验。

196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起动我国卫星研制工作，他们参加研制我国第一颗卫星定位及火箭雷达定位工作。1970年4月24 日，我国“东方红1号”卫星唱着“东方红”曲遨游了太空，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已进入太空时代。随后，姜景山和他领导的队伍参加了“实践二号”科学卫星遥控星上设备的研制工作及其他多颗星相关设备的研制工作。1970年我国起动了载人航天研制任务“曙光一号”，他又参加了飞船遥控指令系统研制及卫星三合一测控系统方案论证工作。1973年，根据任务调整，飞船设计任务工作暂停，直到1992年正式起动载人飞船“神舟”系列任务为止。

自从1962年参加卫星研制和探空火箭任务以来，姜景山始终从事着卫星探测设备、火箭定位及测控技术研究。上天好像成心要磨练这位潜心科研的青年人的意志，尽管这一期间遇到“文化大革命”，他的人身自由和科研工作的权利被剥夺，1967年到1968年初曾被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劳改”几个月，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攀登者的步伐是不会停滞的，他的科研和学习新技术的强烈渴望始终没有停止。“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姜景山以一个科研者的敏锐目光，看到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在这一期间，他开始了遥感技术的研究，以后一直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

我国遥感事业的开始

“微波摄像是有广泛应用的，值得我们去开创。说到开创，我的思想不禁回到四十二年前！当时我们几个人认为火箭是值得发展的，但在当时火箭发动机技术和火箭技术还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技术，从物理、化学、力学、机械工程、自动控制也有不少可以利用的东西，但未综合成一门学问。这种情况和微波摄像的当前情况很相似。但四十二年后，火箭技术不是创立起来了吗？不是成了伟大的事业了吗？”这是1979年3月14日钱学森给姜景山的一封回信中的一段话。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研究员姜景山的办公室里，《科学时报》记者见到了这封珍贵的书信。这封信对中国的遥感事业的发展可谓意义深远。

“很多人都不了解，我国的空间探测和对地探测事业，钱老都是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姜景山说。

上世纪6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科技领域——“遥感”，当时被称作Remote Sensing。美国的气象卫星Tiros、Nimbus上就搭载了遥感仪器。“当时我们都不知道‘Remote Sensing’应该怎么翻译，当时已有Telemetry被译为‘遥测’，为避免与之冲突，我将‘RemoteSensing’译为‘远测’，但钱老深思后认为翻译成‘遥感’更为确切。”姜景山回忆说。

当时以钱学森、王大珩为代表的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门新兴的、前沿性的、战略性的科技领域。他们从自己的专业及国家需求和航天技术能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了广泛调研，并向中央写信，力主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

事实上，早在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钱学森就开始思考要在我国发展科学卫星。继东方红一号之后，我国就陆续发射了实践一号、实践二号等科学卫星，然而，这些卫星主要是进行空间环境、空间科学的研究，它们依然做不到对地观测。

“我国以前没有在卫星上进行对地观测。”姜景山说。

钱学森说，卫星上天做什么？卫星发射首先应该解决地球的问题，所以要发展空间探测技术，然后才进一步往上发展。要发展空间探测技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发展遥感技术。

钱学森认为，遥感是一门新兴的技术科学，卫星上天后，遥感技术将成为对地观测的主要探测手段，也是未来航天的主要任务。而且它能把其他领域带动起来，应当像在20世纪50年代抓电子技术那样作为迫切的领域来抓。但钱学森同时提出，发展遥感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钱学森说：“没有遥感技术怎能发展资源卫星？还是花几年时间，如到1980年突破遥感技术，然后再考虑资源卫星等问题。气象卫星、海洋卫星、地震探测及军用侦察等都需要发展遥感技术。”他甚至详细论证了规划应包括的内容等。

姜景山介绍：“由于没有遥感技术，无法实现对地观测，以前我们对地球的认识十分局限和浅显，是站在庐山看庐山，从而不识庐山真面目。”

从1971年开始，以钱学森、王大珩为首的科学家开始积极倡导在我国发展遥感技术。1975年，国防科委决定召开全国遥感规划筹备会议，由钱学森亲自领导，以王大珩为顾问，组成规划小组。会议于1975年在北京通县召开，又称“通县会议”。会议历时两个多月，最终制定了我国遥感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这是我国遥感事业的开始。”姜景山说。“他用亲身经历鼓励我。”

1975年的通县会议包括微波、可见光、红外、探测总体几个大的部分的内容。其中，姜景山主要代表当时的第七机械工业部（现已分为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参加此次会议，并负责起草微波遥感的规划。3个月的会议让姜景山对微波遥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微波摄像是唯一能实现全天候实时的环境检测技术，应当着重发展。

不幸的是，通县会议很快被定为科技界的“右倾翻案”的一个典型，王大珩也因此受到批判，规划一时受到了冲击。

“我们所有的工作只能转入‘地下’。”姜景山说，相关单位仍在暗地里推动《规划草案》。

1976年，姜景山大胆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向钱学森提出重视抓“微波遥感”的建议。姜景山在信中还将自己的一篇关于微波遥感技术的论述——《微波辐射计》寄给钱学森。

很快，姜景山就收到了钱学森的回信。1976年8月4日，钱学森在信中说：“用什么名称？能不能用‘摄像’，我们可以系统化，如Γ摄像、X摄像、紫外光摄像、可见光摄像、红外光摄像、微波摄像。甚至可以扩展到超声波摄像。一种摄像技术之中，根据检录和显示方法的不同，也可以分成几支……”

“我真没想到钱老会对我这样一名普通科技人员的建议如此重视。”姜景山说。信中，钱学森还希望姜景山能把他的文章全部写出来备用。

1977年1月，姜景山依照钱学森的意见写了《关于重视抓“微波摄像”的建议》一文寄给了钱学森。

1979年2月18日，钱学森致信姜景山，希望他能将《微波辐射计和微波遥感技术》和《微波摄像》合成一篇文章，详细阐明微波摄像技术的意义、实现的途径、现有的工作基础和进一步开展工作的建议。钱学森甚至给姜景山拟好了提纲。他在信中说：“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写好这篇微波摄像技术的文章，作为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

1979年3月14日，钱学森再次致信姜景山，指出：“微波摄像是有广泛应用的，值得我们去开创。”他甚至感慨：“说到开创，我的思想不禁回到四十二年前!当时我们几个人认为火箭是值得发展的，但在当时火箭发动机技术和火箭技术还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技术，从物理、化学、力学、机械工程、自动控制也有不少可以利用的东西，但未综合成一门学问。这种情况和微波摄像的当前情况很相似。但四十二年后，火箭技术不是创立起来了吗？不是成了伟大的事业了吗？”

钱学森回忆说：“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收集资料编写专门书，后来在1946年就用这个材料教了研究生班。经过增订，1946年内还印发了，其内容到现在也还站得住。”因此，他建议姜景山“下功夫把《微波摄像》扩充成为一本专著，收集有关资料，加上自己的设想，组成一部比较全面的工作参考书”。

“钱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励我，我真的很感动。”姜景山说。

在钱学森的建议下，1981年，姜景山前往美国堪萨斯大学学习，师从RK Moore教授。1983年，他学成回国，前去看望钱学森。钱学森对姜景山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希望我能继续完成微波摄像的工作，并尽快推动应用”。

1985年，姜景山将遥感仪器正式安装在飞机上，成功实现对洞庭湖洪水的实时监测。从1986年起，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遥感监测自然灾害技术系统，提出并建立的自然灾害实时监测的遥感信息“机—星—地”实时传输系统成为我国突发性灾害监测的重要手段，并在我国率先进行航天微波遥感技术发展工作。1991年，姜景山出任我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技术论证组副组长，载人航天应用系统副总指挥兼“神舟四号”主载荷—多模态微波遥感系统主任设计师，将多模态机制首次采用到“神舟四号”飞船上，实现了笔形波束散射计海洋风场测量新机理。该系统2002年12月发射成功，在轨期间系统工作正常，获取了大量有效数据，实现了我国航天微波遥感零的突破，大大推动了我国微波遥感卫星的发展。

“现在，我们已全部掌握微波遥感的四个模态。”姜景山介绍，包括高度模态，用于测量海面高度；辐射模态，用于测量海洋的海面温度等；散射模态，用于测量海洋风场；成像雷达。微波遥感已在我国形成了一个从理论到工程到应用的完整技术体系，大大推动了我国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资源卫星及其他形式的遥感卫星、载人航天应用及探月工程科学探测的发展。

“钱学森在整个我国航天工程系统及其应用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钱先生当年的战略眼光，我真不敢想象今天中国的遥感事业将会是什么局面。”姜景山感慨说。

身后的支持者

回想几十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的道路，姜景山院士感慨着：自己能顺利地走过来，还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最不可缺少的是来自国家、家庭和老师及团队的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个真理。一个农村的穷孩子能够上学、留学而且在重要的科研岗位上受到重用，都是党和国家的极大支持。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得到解放，上小学，从中学到大学都是靠国家的助学金来完成学业的。在工作中，这种支持更是数不胜数。

家庭的支持是经常体现的最直接的因素。人们常说“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姜景山成功的背后也有着妻子的无限包容与支持。姜院士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每每说起老伴，姜院士话语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夫人陈增辉是云南昆明人，1957年从云南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63年毕业时是全国优秀毕业生，留在北大医院工作。与姜景山相识，结婚、生子，几十年风里雨里共同走过来。后来由于姜景山迁三线，全家跟随他去了三线。1979年姜景山的单位回北京后夫人又回到北大医院，曾担任八年的医院副院长。姜景山平时工作很忙，无暇顾及家里的事儿，于是家务活和两个孩子的教育都全落在了夫人的身上。身为医生的陈增辉是里外一把手，把工作、家务及孩子的教育处理得井井有条，没让姜景山分一点心。不仅如此，每当姜景山遇到不顺心的事，也都是她帮助排解苦闷。特别是在“文革”中，当姜景山被劳改时，很多人不敢理他，因为劳改队员总是别人先吃饭，别人吃完后才能吃。这时，夫人总是早早买好饭，在一个角落陪姜景山吃饭，鼓励他坚强地生活。而今，他们现在都已进入老年阶段，姜老仍忙于工作，她仍然默默地支持着，照顾儿女和子孙们。

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洪水监测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每年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二千亿元。特别是突发性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地震、森林火灾等。因此，减轻这一损失成了我国的头等大事，也是最重要的战略需求。姜景山从事突发性自然灾害监测及评估研究是从80年代初的一次院省合作开始的。1984年，中科院与湖南省建立了院省合作。当时湖南省领导谈到洞庭湖洪水问题，希望能解决洞庭湖洪水监测问题。以往当洪水季节来临，各级领导都十分紧张。为了知道水情，只能坐小船到洪水中测量必要的数据，这样做一方面十分危险，另一方面只能获得局部数据，再把各种数据汇总后层层上报，就要花一周多时间，失去了很多分析灾情形成原因及防灾的时机。根据这种需求，姜景山提出用遥感技术进行洪水监测的方案设想，并与湖南省合作，1985-1986年在洞庭湖做试验，突破了这项技术。1987年后国家水利部希望进一步发展这一技术，用于全国范围。

姜景山在当时的国家科委领导下与水利部、空军等单位合作，发展了二代技术并用于当年洪水监测中，把监测时间从几天缩短为几小时。在当年试验中，这一技术提供的水情图第一次进入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好评。由于这一成果，他参加了当年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与科技人员代表的座谈会。以后，这项成果由国家科委作为重要成果推荐到联合国，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根据防洪部门的要求，他们又发展了第三代技术，用于1989年洪水监测中，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中央领导又提出把时效减到秒级，即能实时看到灾情及其发展。这个问题十分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姜景山于1989年提出一种新的技术，即“机—星—地”系统。他组织人作了研究及关键技术试验，于1990年形成了较完整的技术方案，此方案得到中科院和科委领导的支持，最后于1991年立项，作为国家攻关、“863”共同支持项目。经过五年多的系统研究与联合攻关，“八五”完成了试验系统，由国家验收。该项成果在1994、1995、1996年洪水监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国家“863”十周年总结中，被定为“十大国际领先攻关成果”。

从捡煤球的小娃儿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景山走过的是一条常人不曾走过的人生之路。与此同时，他也以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实践着自己人生的超越，以自己开阔的胸襟、勤奋的精神，不断地填补着事业的永恒。在姜景山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上，印记着他科技报国的志气，印记着他不停攀登的勇气，印记着他无私无畏的正气。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的岁月里，姜景山院士始终没有停止进取的脚步，他将自己的事业同中国的遥感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这一事关国计民生大业的探索者与实践人。望着他那匆匆的脚步，使人感到一种蓬勃的朝气……他以自己的行动，扬起了毕生为国家的遥感事业奋斗与奉献的风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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