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全球对海洋生态保护和蓝色经济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生态保护战略也逐渐成为东亚区域乃至全球海洋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采访，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海洋生态保护领域的知名专家——王敏幹教授（Prof. John MK Wong）。王敏幹教授是中国籍海洋生物学家，活跃于全球海洋保护舞台，现任着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卡塔尔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副秘书长助理的海洋环境顾问。同时，他还担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的顾问，长期致力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以及海洋保护区的管理。本次采访中，王教授将与我们分享他对昆蒙框架下海洋保护的机遇、蓝色经济、中国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东亚地区海洋合作的深刻见解，探讨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中找到平衡，实现可持续的海洋生态与经济共赢。（按/昆山）
上图：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四王群岛（Raja Ampat Islands）记录的大砗磲（giant clam）等物种。摄影：王敏幹 | 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海湿小编（昆山）：王教授，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刚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次会议（CBD-COP16) 在哥伦比亚闭幕，生物多样性的问题再次成为全球热点。我们知道，中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东亚地区又是一个生物迁徙的核心地带。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保护海洋，推动建设了香港的海岸保护区、并且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极地科学委员会的顾问等等。那么，作为海洋环境保护专家，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海洋生物保护中的角色？
**王敏幹教授：**很高兴能有机会探讨这个重要话题。东亚海域拥有独特的地理和海洋条件，例如浅水大陆架和深水洋流交汇的复杂地带，这些都为各种海洋物种提供了栖息地和迁徙通道。中国的海岸线延绵18,000公里，从北到南横跨不同的气候带，使得这里成为多种珍稀海洋生物的家园，包括中华白海豚、儒艮以及多种鲸类和迁徙鱼类。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大国，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角色不容忽视。实际上，中国不仅在国内加强了保护措施，也在国际上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其他海洋保护倡议。
海湿小编：王教授，近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了《2024年保护地球报告》，其中指出全球在2030年实现保护地球30%面积的目标上还面临很大挑战。报告显示，目前仅有8.4%的海洋区域得到保护，未来6年内这一比例还需扩大21.6%。您认为，中国在推动海洋保护区扩展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加快进程？
**王敏幹教授：**确实，《2024年保护地球报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中国而言，加快海洋保护区的扩展需要多管齐下。首先，划定更多的海洋保护区并不是单纯地设立新的保护地，而是要有针对性地选址，让保护区覆盖到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功能重要的区域，例如珊瑚礁、海草床和鱼类洄游通道。这不仅提高了保护的有效性，还能够促进区域间的生态连通性。
另外，提升现有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质量也非常重要。很多保护区的管理和资金都较为有限，增加人员培训和科学监测，可以更有效地维护这些区域的生态完整性。国际合作也不可或缺，比如通过东亚海洋保护联盟或与邻国的跨界保护项目，联合管理关键迁徙通道，让鲸类、海龟等洄游物种的保护更具连续性。
海湿小编：王教授，伏季休渔制度自1995年推行以来，一直是中国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重要举措。每年夏季，沿海四大海区通过禁渔为鱼类繁殖和生态恢复留出了时间。您如何看待这一制度对海洋生态的保护作用呢？
**王敏幹教授：**伏季休渔的实施确实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举措，它体现了对海洋资源的尊重与保护。休渔制度不仅保障了鱼类在繁殖期的恢复空间，也让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得以喘息。事实上，这种做法也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思想。比如我记得《周礼》中就有相关的禁猎规定，强调狩猎应遵循时节，捕捉对象也有所限制，以此来维护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性。这种尊重自然循环的智慧，与我们现代的伏季休渔有着相通之处。
古代早就有“不竭泽而渔”的理念，意思就是不要把湖泽中的鱼捕尽，而是要给自然留足再生的机会。伏季休渔正是这种思想的现代延续，我们通过休渔期减少对海洋的捕捞压力，让鱼类得以恢复。可以说，这既是对传统智慧的继承，也是现代保护海洋资源的科学实践。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伏季休渔还保障了渔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使得渔民能够在未来继续享受到健康的渔业资源。效果是很好的，也体现了“可持续”的理念。
没错，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保护生态资源的法律。如果更具体一些的话，《周书·大聚篇》记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什么意思呢？在春季的三个月内，人们不得进入山林砍伐树木，以让草木自由生长；在夏季的三个月内，江河湖泽中也不得放网捕鱼，以让鱼类和甲鱼得以繁衍生息、得以生长。这些法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后因天灾频繁而逐渐废止。
海湿小编：看您看来，我国是否有一些特别的措施来保护这些迁徙物种，尤其是鲸类、鲨鱼等大型物种的栖息地？
**王敏幹教授：**中国确实在多方面加大了保护力度。举个例子，198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多种海洋生物提供了法律保护，1993年后又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这个名录中包括一些珍稀的海洋生物，如中华白海豚和儒艮，甚至涉及到一些极其罕见的鲸类和鲨鱼种类。此外，从1996年开始，中国全面禁止爆破、毒药和电捕等破坏性捕捞手段，并规定一旦发现违规者，将面临严厉的处罚。这些政策的推出标志着中国对海洋生物保护的逐步重视。
此外，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已成为中国保护海洋生物的核心手段。比如在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等地，中国设立了多个白海豚保护区；厦门的保护区面积达330平方公里，专门保护中华白海豚等物种的栖息地和繁殖地。目前，中国涉海自然保护地352个，保护海域约9.33万平方千米，筹建涉海国家公园候选区5个。禁捕区的设立不仅保护了海洋生物的栖息地，也为它们的自然恢复提供了机会。
海湿小编：如此多的保护措施，是否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成效？
**王敏幹教授：**是的，虽然有挑战，但也有显著的成果。比如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在香港和珠江口地区，白海豚的数量逐渐稳定下来，部分水域的生态环境也有所改善。虽然这些成效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但它们确实证明了保护区的设立和禁捕措施对保护栖息地的有效性。
但是，要在整个东亚区域内看到更广泛的成效，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保护区域的范围和效果，尤其是对于那些跨境迁徙的物种，如鲸类和鲨鱼。鲸类、鲨鱼等大型物种的迁徙路线往往穿越多个国家的水域，因此国际合作是保护这些物种的重要一步。比如，鲸鱼从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向南迁徙，途经日本海、朝鲜东海，最终进入中国的黄海和渤海。这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迁徙路线，需要沿线国家通力合作，才能确保这些大型物种的安全。
海湿小编：我听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跨境保护方面已有成功案例，您认为，中国是否也可以采取类似的保护策略？
**王敏幹教授：**的确，跨境保护策略在东南亚有很多成功案例，比如在北婆罗洲，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三国共同建立的海龟保护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种合作模式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大型迁徙物种，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跨国保护区或联合管理委员会来进行合作管理。这不仅可以使各国共享保护资源和数据，还能通过统一的保护标准和监测体系提高保护效果。
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多个区域参与了这种国际合作。例如，《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明确提出了跨国合作的重要性，尤其在保护迁徙物种方面。中国、日本、韩国等沿海国家可以针对鲸类等标志性迁徙物种，进行更紧密的联动保护工作，共同制定保护策略，分担监测任务。未来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跨国保护区，以更系统的方式保护迁徙物种的生存环境。
海湿小编：在您看来，国际合作和公众参与之间是否也有互动关系？
**王敏幹教授：**当然了，公众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政府和科学家的责任，也需要公众的支持和理解。比如通过发展“蓝色经济”理念，许多国家在鲸鱼和海豚观光旅游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这些观光项目不仅带来了经济收益，还增强了当地社区对这些物种的保护意识。中国也可以借鉴这一模式，让民众从“捕鲸”转向“观鲸”。这种模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些国家的“观鲸经济”远远超过了捕鲸带来的经济效益，且可持续性更高。
海洋观光和生态旅游还可以激励年轻一代以更尊重和关爱的态度对待自然。我们希望通过生态旅游这种模式，让更多人了解到鲸类和其他迁徙物种的生态价值，从而更主动地保护这些物种。毕竟，活着的鲸类和海洋生物能为未来的世代创造更大的价值。
海湿小编：您提到的“蓝色经济”概念非常具有前瞻性。这不仅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也为沿海社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除此之外，您认为中国还可以通过哪些方面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王敏幹教授：**除了观光和生态旅游，负责任的渔业管理、海洋生态教育和科技创新都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途径。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4（SDG 14）为全球海洋保护设定了方向，其中包括减少海洋污染、恢复受损生态系统、保护重要栖息地以及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中国在某些地区实施了渔业限制，特别是在一些濒危物种聚集的区域，以确保这些物种的繁衍和生存。同时，中国也在加大科研投入，特别是海洋环境监测、物种跟踪以及生态修复方面的技术研发。通过这些创新技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为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海湿小编：刚才您提到了“蓝色经济”这个概念，它近年来备受关注，是一个热议的词。您认为，中国可以如何发展蓝色经济？特别是在海洋生态旅游上，比如观鲸这类活动，您觉得这对沿海社区和老百姓能带来哪些具体好处？
王敏幹教授：“蓝色经济”强调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让人们从中受益。观鲸作为一种低影响的生态旅游方式，实际上是蓝色经济的一部分。鲸鱼不仅是一个个的物种，更是一个标志性象征，观鲸活动能够吸引大量游客。这种旅游活动不仅对海洋生物的生态影响小，还能为当地居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带动餐饮、住宿、导游等周边产业的发展。沿海社区通过观鲸项目，可以摆脱传统捕鲸或过度捕鱼的生计方式，转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产业。
这种转变还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对于下一代来讲。观鲸活动能让游客（特别是年轻人），亲身接触和感受到这些大型海洋生物的魅力，从而培养对海洋的热爱和保护意识。通过“见鲸知海”，我们可以激励到更多人关注海洋生态保护，也能在无形中将保护理念传播给更多人。另一方面，对当地的社区而言，观鲸旅游不仅可以提升收入，还能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发展蓝色经济中的生态旅游对沿海地区百姓和社区是非常有益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要遵循“可持续旅游”的原则，尤其是潜水爱好者们，要负责任地潜水、负责任地生态旅游。因为，旅游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还应该承担起保护它的责任，确保当地的生态系统不受破坏。
海湿小编：您提到观鲸旅游对沿海社区的好处很直观，但前提是要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如果没有生态的保障，蓝色经济能否顺利发展呢？
**王敏幹教授：**你说得非常对，海洋环境保护确实是发展蓝色经济的基础。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才能支撑起各种经济活动。如果海洋生态恶化，海洋生物数量锐减，观鲸、潜水等生态旅游活动就会失去基础。更何况，蓝色经济不应只是短期的经济收益，它必须是长期可持续的。为了确保这些资源能够世代相传，我们必须优先保护海洋环境。
在这一点上，制定严格的保护区法规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已在沿海设立了不少海洋保护区，并逐步扩展禁捕区面积，为生物提供繁衍和休息的安全空间。保护区不仅是为了保护特定物种，也是在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的科学监测和技术手段，及时了解生态变化，预防或迅速应对潜在的环境威胁，从而实现更有效的保护。
同时，还要不断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比如禁止破坏性的捕鱼手段，并积极推行环保型捕捞技术，让渔业也能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进行。只有确保海洋生态健康，才能给蓝色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让沿海居民在受益的同时，也成为海洋生态的守护者。这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保护海洋、善待海洋，才能从中获得持久的经济回报。
海湿小编：听您这样说，感觉未来的海洋保护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您个人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什么期待吗？
王敏幹教授：我算是一个“老海洋”了，见证了过去40多年中国海洋保护的一步步推进。我始终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未来的海洋会更加生机盎然。中国在海洋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东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投入和坚持。我期待未来的保护措施不仅在数量上增加，更要在质量上提升。希望中国及其邻国能够进一步加深合作，让我们的后代依然能够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中看到鲸鱼自由游弋，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海湿小编：王教授，您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经验丰富。我们知道红树林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您能否谈谈吗，为什么红树林的保护需要被特别重视？在中国的沿海保护策略中，红树林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敏幹教授：**红树林确实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不光是能为海鸟和无脊椎动物提供安全的栖息地、“大食堂”，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海岸线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红树林能有效防风固土，防止海岸侵蚀，还能吸收大量的碳，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
在中国的沿海保护策略中，我认为红树林应当作为“自然海岸屏障”的核心。比如说，中国的红树林不仅为鱼类、虾类、蟹类等无脊椎动物提供了繁殖和庇护地，还吸引大量候鸟和濒危鸟类来栖息。假若没有红树林，那么，许多鸟类和无脊椎动物的生存就会“无所依”、受到威胁。同时，红树林也能为沿海社区提供资源，比如说，带来生态旅游机会、可持续的渔业收入。所以，保护红树林其实不仅是保护一片树林，更是保护整个海洋的生态网络。建议加大对我国沿海红树林的保护力度，包括扩大现有红树林保护区、恢复退化的红树林，以及建立更好的沿海社区参与机制，让沿海居民在保护的过程中也能受益。
海湿小编：感谢您今天的深入分享，王教授！您的观点让我们对中国在东亚海洋保护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
**王敏幹教授：**不客气，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共同的责任。我很高兴能为这项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长江后浪推前浪，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加入这个行列。
【专家简介】王敏幹教授（Prof.John MK Wong），香港海洋生物学家，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极地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顾问。曾任香港渔农处郊野及海岸公园委员会主席、香港海洋哺乳类动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现任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并担任卡塔尔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副秘书长助理的海洋环境顾问。此外，他还代表卡塔尔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UNESCO-IOC）****的代表。
王敏幹教授在海洋保护与生态研究领域发表了超过150篇学术论文，涵盖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哺乳动物研究、海洋保护区管理、昆蒙框架保护政策等多个领域。他的学术成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
（注：本文仅代表专家本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欢迎留言、讨论。）
受访人 | 王敏幹
编辑 | 王昆山
日期 | 2024年10月
排版 | 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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