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立志攀登化探高峰

办公室里，一排书橱内摆满书籍，许多专著是自己写的；桌前围着几堆技术资料，是自己天天分析的读物；一摞日记本里，记着自己大半生的感人心语。

这是李惠教授从事地勘工作近60年，年复一年攒下的“财富”。

1998年退休前，李惠任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物化探研究所所长。他出生于满城区两渔村，从小就肯吃苦，养成了凡事必争先的性格，1955年考入保定一中，曾到北京参加全国竞走比赛，夺得校内5000米冠军。

1958年，李惠考上天津大学，就读矿冶系采矿专业。他说：“那时，我选报这个专业，就想着以后为国家钢铁业发展出力。”

他读大学，与多数人有所不同。1959年，随着天津大学矿冶系调整到唐山矿冶学院，李惠也到这所新建的高校，先是读书，后因成绩优秀，被选到教研室当教师。1960年10月，他被派到原北京地质学院为进修教师，两年后转为地球化学专业学生。

这样，6年大学生涯，李惠两年学采矿，4年学地球化学。1964年，他毕业时提出到艰苦地区、偏远地方去。但是，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进校选人，他被选中，一辈子从事化探科研就此开始。

“我的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呀！1960年后的3年困难时期，我母亲、父亲和祖父病后没钱医治，却还积极支持我上大学，后来相继辞世了。那时，我就想不能辜负亲人的期望。”回忆这些，李惠动情地说。

1970年，李惠随北京地研所外迁到广西桂林。9年后，随着冶金部恢复北京所，他又回到现在的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此间，他先后担任化探室副主任、主任，从事金属矿产化探新方法研究，踏遍湖北、内蒙古等10多个省份的沟壑山巅，研究矿产涵盖铬、铜、钨、铌钽等十多种。

虽然，工作单位几经变迁，但是他妻子和几个孩子一直在老家农村。1983年，李惠调至驻保定的冶金部物探公司，一家人才告别两地分居。他说：“我在外地工作20多年，老伴一直在老家务农种地，孝敬老人、养育儿女。调来保定，我仍是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几十年的节假日、晚上都在加班。”

苦其心志，不会无所给予。李惠先后承担国家攻关、国家黄金攻关和国家攀登计划课题研究等项目139项，取得的10多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37项，主编和参编专著19部，包括在国际上的12篇共发表论文220多篇，获全国性学会优秀论文20余篇。

由于多年开采，中国有数以千计的老矿山，探明储量几近采完枯竭，急需在矿山深部或外围找到接续资源。由此，李惠就瞄准国家急需，选科研课题。他首创的“构造叠加晕”找矿新方法受到国际地学界关注，被评为2008年全国地矿十大科技成果，编入地矿部《岩石地球化学测量技术规范》。

他，是这一标准的制定者，也为世界化探找矿提供了一条“中国方案”。

“各行各业都有前沿科学，化探科研也有前沿尖端。”李惠指着投影屏幕说，“这是在原生晕找盲矿法基础上开创的新方法。”

原生晕找盲矿是上世纪50年代末，国内外地质学家研究使用的一种找矿方法。李惠形象比喻抽象的理论——这就与窝里有没有蛋，鸡下蛋的叫声告诉的信息一样。他解释，找矿时发现地层的浅部有矿体“前缘晕”，则指示深部有盲矿。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我国以此找深部盲矿效果显著。

“晕”沿矿体垂直(轴向)分带，分前缘晕、近矿晕和尾晕。但后来有些地质工作者发现，矿体的前缘晕不只在前缘，中部、尾部也有，这与此前的理论相悖。因为不得其解，多年困惑地学领域。

科研突破是复杂的。李惠的理论创新也经过长期探索，上世纪90年代他反复研究，提出的一种新理论合理解释了这一原因。就此，破解了困扰地学界的谜团，也成为预测盲矿的一种新思维。

之后，李惠又提出《构造叠加晕》理论。至今，用此理论指导找矿，累计找到金突破300吨、铜18万吨，潜在价值1000多亿元，使几十个矿山延长5-15年“寿命”。

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对李惠的科研成果鉴定结论是：“‘构造叠加晕’理论、方法及显著找矿效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他也由此受邀到原国土部和行业协会等组织的100多个培训班讲课，还担任重点高校和全国性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单位和机构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理事、副主任。

此后，“构造叠加晕”成了李惠的代名词，他只要走进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及科研单位大门，熟悉他的人就会说：“‘构造叠加晕’来了！”

李惠是1991年国家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专家”。70岁时，他获评地学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这一终身奖；78岁，获评“最美冶金地质人”。

今年8月，他又被获评40年评选一次的全国“优秀矿山地质科技工作者”，这是今年已获的第二个奖项。

信仰，是攀上人生高度的永久动力。“我从毕业时就想，要为发展祖国化探事业做好科研项目，攀登化探高峰。”李惠说，“看起来地质工作很艰苦，喜欢了就会以苦为荣、苦中有乐。”

1972年至1974年，他带专题组在湖北东部找矿，两个馒头、一撮咸菜、一壶水成为每天的“标配”。鄂东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他天亮出发，头顶似火骄阳，一天下来衣裳一层白碱；落日而归，又马上在室内整理记录和样品；晚上，常在地上泼水降温后，才能睡眠。

1982年3月开始，李惠任国家攻关项目课题组长，研究赣南钨矿成矿特征。他们每天从驻地到山顶的标志带4个多小时，一直干了10个月。他说：“那年，我的膝盖半月板软化，爬山痛得厉害，但一直忍着坚持。”

“跌死狗”“云山顶”“雷公顶”……听起来就让人害怕。李惠这次就在这样的山体搞钨矿课题，有的成员坚持不住吃苦，不久离开了；当地合作单位换了3批年轻人。而李惠为观察标志带和采样，山再高、再陡，都要爬上去。

李惠不仅钻山，还要“下井”。为验证“构造叠加晕”模式和指导深度找矿、多找矿，他在一个个矿山乘罐笼上上下下；遇到斜井就爬上爬下。有的坑道内新开盲井，他就爬软梯子上下。坑道底部是泥水、顶部漏水，在潮湿的坑道观察采样，有时透不过气来，但他每次浑身泥水回到地面，看着采集的大量样品，又是那么地高兴。

1992年10月，李惠下坑道时，曾惨遭炮烟毒气窒息，后经抢救脱险。1997年前的10年间，他任物化探研究所所长，既要做好管理，还要带科研项目。有几年，科研人员都去搞见效快的项目了，所里就剩下了他一个人。他就聘2个人，坚持搞“构造叠加晕”研究。

李惠退休后，为推进这项科研成果，尽可能多地转化为生产力，曾反复去山东、河南的几十个金矿山“游说”。最终，90多座矿山用此理论指导找矿，90%的矿山找到了矿。

“踏遍青山人未老”，不乏现实版的其人其事。李惠退休20多年，就仍年年承担3-7个矿山深部预测项目，到每个项目必下坑道——60岁时，在陕西太白金矿爬软梯下坑道；70岁时，下了深800多米的山东乳山金矿坑道。一直到78岁时，他还爬多座矿山的几百米斜井、坑道。

这位体格硬朗、目光坚毅的82岁和蔼长者，聊起自身的既往历程，那种不忘初心、矢于科学的赓续追求，让人感味到：该是这样向上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