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在哪里

长久以来，长三角与珠三角、环渤海一道，被誉为中国三大经济圈。三大经济圈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即长江三角洲，这一名词最初源于自然地理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长江三角洲一词逐渐被赋予了多重含义，其地理概念与指示范围亦几经变化。

“扬子江”之名的由来放眼人类历史，璀璨夺目的远古文明大多源自大江大河流域。以四大文明古国为例，古巴比伦文明发端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埃及文明发端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之一。古印度文明则发端于延绵近3200千米的印度河流域。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远古文明同样孕育于大江大河流域，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上古时期，“江”与“河”一般特指长江与黄河，并有江、河、淮、济共称“四渎”之说。“大江”之名缘于先秦时期，“长江”之名则是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开始逐渐为世人所熟知。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其干流流经11个省（含直辖市），全长6387千米，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的世界第三大河流。因长江流域较长，所以在不同江段，又有沱沱河、通天河、金沙江、川江、荆江、扬子江等名称。

在众多的名称中，尤以扬子江之名最为世人所熟知。扬子江本指镇江、扬州以下的长江河段，其得名于隋代扬州城附近的扬子津。扬子津，一名扬子桥，位于今天江苏省扬州市南15里处。据明代编纂的《隆庆仪真县志》记载：“炀帝既幸江都，春二月遂临扬子津，置扬子宫于方山，扬子之名始此。后因以名镇，而江亦称扬子云。”隋代时，扬子津紧靠长江北岸，由此可南渡京口（今江苏镇江），为江滨要津。隋炀帝大业年间，建临江宫于此。唐代开元以后，扬子津为沙洲所隔，不久又开凿伊娄运河，由此可南渡至瓜洲渡口。唐永淳元年（682年），置扬子县，后于此置盐铁转运使巡院。五代南唐时期，改名永贞县。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复名扬子县，此后治所移至今江苏省仪征市真州镇一带。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升为扬子军，后又复名为扬子县。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升为扬子军，不久又复名扬子县。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治所移至今江苏省仪征市东新城镇一带。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扬子之名，入仪真县。此后，扬子一词成为历史地名，不复存息，但扬子江的称谓被沿用下来。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最先抵达长江下游一带，这里是长江沿岸最为繁华的地方。对传教士而言，长江就是扬子江，所以在西方人的眼中，以扬子江指代整个长江流域。

“长江三角洲”一词的由来长江流经的区域是中国南方物阜民丰之地，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最为富庶。“三角洲”一词最早源于西方地理学概念。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借用希腊字母“Δ（音译德尔塔）”代指尼罗河口的三角洲平原，此后delta一词在拉丁语系中借指为河口冲击地貌所形成的平原地带。19世纪，美国地质学家巴雷尔赋予了三角洲更为科学的涵义，认为“三角洲是河流在一个稳定的水体中或紧靠水体处形成的、部分露出水面的一种沉积物”。

那么，三角洲一词又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呢？

据史料记载，大约在19世纪晚期，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逐步传入中国，三角洲这一概念方在中国出现。1879年，由英国商人亨利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的《北华捷报》上，转载了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地理文章，其中谈及德国的威悉河与易北河三角洲问题，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在中国发行刊物上，最早提及“三角洲”的文章。近代开埠以后，西方列强急迫地想了解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在英美列强操控下的中国海关，开始雇佣大批洋人深入中国沿海及沿江流域游历考察。他们在考察风土人情的同时，对中国的河流地貌进行了细致测绘，广州三角洲（Canton Delta）、长江三角洲（Delta of Yangtze River）、珠江三角洲（Delta of Pearl River）等名词不断涌现。不久，这些名词被翻译成中文，开始刊登于各大报刊及书籍之上。当时，三角洲并不叫“三角洲”，在西方地理学译著中被冠以“叠尔泰”“三棱洲”等不同译法。如1899年由美国传教士卜舫济译编的《地理初桄》一书中，就译作“叠尔泰”；1901年和1908年，由耶稣会编译的《地理学讲义》和《新撰地文学》等著作中，则译为“三棱洲”。

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究竟指代何方？这一名词又是如何走入民众视野的呢？依据现代地理学可知，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大致指的是以江苏仪征为顶点，以扬州、泰州、海安、如东一线为北界，以江苏的茅山至浙江的天目山东麓为东界，以杭州湾北岸的冲积平原为南界，面积约4万平方千米。当然，广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区域远超出上述地域范围，大致指的是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范围，面积达21.07万平方千米。

事实上，西方列强很早就关注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并将其作为侵华和拓展在华商业利益的桥头堡。为了能够窥测长江三角洲的水文及地质环境，英国人戈登率领洋枪队及部分工兵，借镇压太平军的机会，于1862—1865年第一次完整测绘了长江下游的水文信息，涉及的范围由镇江至上海，乃至杭州湾一带的广袤区域。1865年，戈登在英国出版了名为《上海周边地区军事计划》的地图，该图成为西方人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的实测地图。依据该图，《北华捷报》主笔马诗门撰写了《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一文并发表在《地理杂志》上，该文是迄今为止西方最早有关长江三角洲地理学概述的文章。

西方列强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长江三角洲，主要是因为这里拥有近代最大的贸易港口—上海港，其通航条件往往直接攸关洋商在华利益。19世纪末，随着黄浦江滩与吴淞口泥沙淤塞的加剧，上海港的通航条件逐步恶化，于是疏浚黄浦江、苏州河与吴淞口的拦门沙，成为各国在华商人的强烈诉求。1905年，清政府迫于无奈成立了“浚浦工程局”，主要负责疏浚黄浦江至吴淞口一带的淤泥，以保证航道的畅通。为了能够精准掌握内河航道情况，浚浦局组织力量开始广泛调查长江至太湖下游河道的含沙量。从1916年开始，浚浦工程局总工程师海德生陆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黄浦江与长江三角洲水文与地质的报告。1917年，中国近代地质学先驱丁文江受海德生的邀请，前往苏浙皖三省调查长江下游地质情况，并于1919年以英文形式发表了名为《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的文章，第一次系统阐释了长江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机制。海德生与丁文江的一系列报告发表后，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地理学名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从科学上论证了其存在的客观性。

进入民国以后，地理教科书及报刊杂志中有关长江三角洲的称谓愈发增多，并出现了“扬子江三角洲”“大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不同译法。直至1935年，《申报》刊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的《各学校地理课程标准改正文》，要求将师范地理教材标准中的“大江三角洲”改为“长江三角洲”，此后“长江三角洲”的表述逐渐固定下来。

为了强化这方面的研究，中外地理学家对长江三角洲的论证也愈发清晰。早在1905年，屠寄撰写的中国最早的地理教材—《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已出现了“大江口之三角洲”的提法。当然，对长江三角洲概念最具贡献的莫过于近代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1926年，张其昀率先提出将中国划分为23个自然区域，并在其编排的《本国地理》教材中，将长江三角洲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在这一章中，不仅描绘有长江三角洲的地貌、水文等自然地理特征，还着重介绍了农业、盐业、纺织业、矿产、城市、风俗等人文地理特征。1935年，王益厓在《王氏高中本国地理》中也使用自然地理分区论述，并专门讨论了长江三角洲的人口、物产与城市。1937年，苏联地理学家卡赞宁在《中国经济地理》中指出，长江三角洲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南京、无锡、镇江、芜湖、南通等在内的工业区，即为“上海区”。1946年，任美锷在《建设地理新论》一书中指明，“长江三角洲是战前我国新工业的主要中心”。

此后，长江三角洲逐步由自然地理概念演变成经济地理概念，成为具有明确区域所指的经济学专用名词。

“长江三角洲”的建置沿革自古以来，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都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

春秋时期，长江三角洲分属吴国与越国。战国末期，长江三角洲并入楚国疆域。秦代实行郡县制，长江三角洲一带分属会稽郡、东海郡及泗水郡。西汉时，郡国并行，长江三角洲一带则分属吴国、广陵国以及会稽、丹阳等郡。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归属于扬州。三国时期，长江三角洲被孙权所占据，成为东吴最核心的统治区。西晋时，复属扬州。南北朝时期，长江三角洲成为南朝的京畿要冲，不仅接受大量南迁移民，同时也是东晋以及宋齐梁陈的都城所在。隋统一中国后，长江三角洲分置苏州、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蒋州（今江苏南京）、湖州等地。唐代时，长江三角洲一带析分江南东道、两浙道，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省级行政轮廓。五代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一度成为吴越国和南唐国的疆域。宋代时，长江三角洲分属江南东道、两浙路。元代实行行省制，长江三角洲属江浙行省，“江浙”一词开始出现。明代时，长江三角洲开始了清晰的行政分割，西北部地区（今江苏省境内）属南直隶统辖，东南部地区（今浙江省境内）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统辖。清初，南直隶改设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析置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并同时设立了浙江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分别设立了上海特别市和南京特别市，作为行政院院辖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三角洲分属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并一直延续至今。

长江三角洲作为重要的战略要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仅南京一地，历史上就有6个朝代在此建都，被誉为六朝古都。苏州和杭州作为东南最富庶的城市，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扬州在隋唐时期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会，享有“扬一益二”之称，清代更因淮盐交易的繁盛，成为首屈一指的淮左名都。缘于长江三角洲一带人文及地理风貌相似，水路相通，民情相通，唇齿相依，故历史上有整合为一区、总体规划的考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指出，江南一地分属江浙二省，“自苏、松、常与杭、嘉、湖接境诸地既无山海之阻，又无关隘可塞，划然中断，譬之人身恰至腰膂分为两截，其何能生”。民国时期，有关将长江三角洲合并为一区的讨论甚嚣尘上。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构想以上海港为中心，建设远东第一大港，继而辐射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工作计划概要》中将这一构想保留下来，并作为京（南京）沪地区发展的纲要性规划。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及“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日军侵华的主战场，沿海工业不得不内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按照《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所指出的“工业建设区域应根据国家整体经济条件、交通状况及资源分布情况，作全国整个之计划”，一度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纳入到全国总体规划之中。

尽管如此，随着战事的爆发，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规划终究化为历史泡影。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21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战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部分，方才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