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语听起来跟江浙话很像？

旅程艰辛的古老“吴音”

感觉日语听着像汉语，不是因为文化沙文主义大国自恋心态，而是因为这两者 确实像。

事实上，日语中的汉字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二种。

训读只借用汉字形义，保留日本固有的语音，它类似于汉字的日语翻译，例如春夏秋冬，在表示季节含义时，就都用训读。

日语汉字的训读音和汉语汉字的发音没什么关系，模仿汉语的读音的，是音读。

音读里面，除了非常少见的“古音”、“现代音”，以及基本算日本人原创的“惯用音”，主要还有三类：“吴音”、“汉音”、“唐音”。

它们分别来自日本人引进汉语发音的三个高潮：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及以后。

东晋南朝之前，中国相当于现代普通话地位的“标准音”，一直以中原方言为基础。

衣冠南渡后，东晋、宋、齐、梁、陈都建都建康（今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河洛转移到吴楚，所谓“中原正音”的地位也发生改变，并且受到了中古吴方言的影响。

虽然当时的士大夫们不大看得起江南土话，但这并不影响它茁壮成长，进入韵书，出口朝日。 

日语吴音模仿了两晋南北朝的吴方言，不过吴方言最早却不是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就像更早的铁器水稻跨不过广阔东海一样，中日友谊的中转站，此时仍然是朝鲜半岛。

根据古老的《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5年），百济国王派阿直歧和王仁东渡日本，带去《论语》等中国典籍，这是日本人系统接触汉字汉语，且传说色彩较淡的 最早记载。

从五世纪起，日本和中国南朝已经有贸易使节往来。到了六世纪，南朝不少僧侣工匠经过朝鲜半岛东渡日本，零零散散又带去了一些中华文明。

显然，吴方言进入日本，路径非常多样，过程非常坎坷。因此日本吴音，和南朝建康读书音，乃至中古吴方言，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比起现在的苏州评弹，更是差异不小。

不过，无论是日本吴音还是现代吴方言，它们的许多发音规律，在隋朝陆法言记录南北混合音系的《切韵》中，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说日语吴音和上海苏州话为代表的吴方言相似，是有理有据的。

甚至连前后鼻音不分这种温柔的南方属性，日本人都和江南人共享了。

中日友谊的吉祥物：“汉音”和“唐音”

比起在朝鲜半岛上流浪过的吴音来，日本汉音的传入途径要清晰得多。

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日本第一次派出以小野妹子为首的遣隋使。

608年，隋使裴世清东渡日本，中日关系日益密切。

公元630年，第一批日本遣唐使抵达中国。

从630年到894年，包括李白的好朋友阿倍仲麻吕、律宗南山宗开山鼻祖鉴真大师等人在内的遣唐使们，一共往还了十九次。在这个过程中，“汉音”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

隋唐时期，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迁回长安洛阳，日本友人所接触模仿到的汉语发音，主要也是以长安洛阳音为代表的中原方言。

当时的日本朝野上下醉心大唐文化，留学生们回国之后飞黄腾达，他们带回来的“汉音”，也就被推崇为“正音”，地位远远超过了人老珠黄的吴音。

桓武天皇在延历十一年（公元792年）曾诏令明经学生：“明经之徒不可习吴音，发声诵读，即致讹谬，熟习汉音”，算是把祖先学江南人说话的心血辜负了个干净。

不过，唐代的长安洛阳方言，和现在的陕西河南话，完全是两种东西。二者之间差别大到什么地步？

如果一个操西安方言的大爷穿越回玄宗时代，大概率会觉得周围人都在说鸟语。从声韵调系统上看，唐代流入日本的“汉音”，比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北方方言来，还是更像苏南浙北上海话。

唐音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唐”字的意思也不是特指唐代，而是泛指中国。

从平安时代(公元794—公元1192)中期，到江户时代(公元1603—公元1867)初期，也就是中国的宋元明三朝期间，传入日本的汉语发音统称“唐音”。

因为唐音主要是宋代以后传入日本的，所以也有人叫它“宋音”或者“唐宋音”。

唐音与汉音的主要区别，在于唐音的原型，基本和现代江浙话差不多。

做过唐音搬运工的主要有三拨人：平安中后期的中国商人、镰仓室町时代的临济宗僧侣、江户初期的中国僧人。

临济宗僧侣带回日本的汉字音，多是浙江一带的土音，江户时期隐元等中国僧人传入日本的汉字音，主要又是南京官话。因此，唐音的出现，为“日语听着像上海话”这一事实，做出了第三重贡献。

都像上海话，地位不一样

虽然都是从中国舶来的，吴音、汉音和唐音的地位有高低，使用范围也不大一样。

现代日语里，三种音读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汉音，其次是吴音，最后是唐音。

据《日本基本汉字》一书的统计，日语中最常用的3000个汉字共有音读4012种，训读1538种，其中汉音读音2197种，占全部音读的54.8%，吴音读音1516种，占全部音读37.8%。

日本《计量国语学》杂志1981年的调查表明，现代日语中读唐音的词，仅占音读词汇的1.5%。

如前所述，从奈良平安时期开始，汉音就被官府崇尚推广。

不过，奈良末期以后，吴音虽然受上流社会排斥，但在佛教领域还是有地位的。

公元798年的诏令说：“用汉音，读五经，明经之徒从之读十三经也。如诗文杂书，吴汉杂用。佛书仍旧以吴音读焉”，只要求儒教子弟用汉音，对佛门高僧们没有限制。

吴音和汉音，本来可以一直各司其职相安无事，直到明治维新再次积极提倡汉音。

明治19年，政府颁布《公文式》、《帝国大学令》等学校教育令，确立了汉音在公用语中的地位，汉音热潮下，吴音再次败退。

除明治维新的政治影响外，吴音数量减少还和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有关系。

在吴音传入日本之初，日本都城在奈良平安等关西地区，关西话当时被称之为“上方语”，地位殊高。

江户时代迁都东京，关西地区相对没落。再加上江户朝廷提倡汉音，江户时代儒教兴盛，汉音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

由于现代标准日语是以东京话为基础方言建立起来的，所以现代日语中，汉音远比吴音的比例大，而关西方言里，保留下来的吴音词更丰富。

相比之下，唐音是 最惨的。

唐音进入日本，本来就主要是靠僧侣传播的，和禅宗的关系，简直是军民鱼水不分家。

镰仓时代，伴随着禅宗流行，唐音兴盛一时，在那之后，唐音影响力每况愈下，现在几乎只存在于禅宗典籍、武士道、茶道这些小而精的领域。

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

日语绝不可能单方面接受汉语影响，它还要反输入。

日语的反输入，主要集中于两个时间段：鸦片战争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八十年代至今。不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老生常谈的借形词、痴汉萌萝莉之类亚文化的音译词，日语起码影响了东北话。

东北话鼻音重、r音发不好、平舌音z、c、s比翘舌音zh、ch、sh多，这些特点都被认为与日语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

除此以外，东北还保留了不少日据时期出现的，被称作“昭和语”的日本词汇，例如町、番地、放送局、主催、出荷等等，都展现了一部出口转内销的语言学画卷。

当然，日语能影响东北话，背后有战争的原因，但汉语日语千百年间的接触，无论如何都算是

互相成就。

某种角度上这也能证明，对“语言纯洁性”的执着，和意淫只有一线之隔。

参考资料：

1.王力：《汉语对日语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第5期。

2.李庆祥：《试论日语汉字读音中的吴音、汉音、唐音和惯用音》，《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3.成春有，游衣明：《日语吴音汉音子音差异比较研究》，《外语研究》，2004年第3期。

4.范淑玲：《日语上代、中古音韵与汉语中古音的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5.杨柳：《现代日语中吴音与汉音的分布》，《文学界》，2012年第11期。

6.周宇晴：《中国东北方言与日语语音的相似性研究》，《现代语文》，201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