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水暖鸭先知——评叶永烈的科幻创作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 2020-05-15 |
在中国的科普、科幻界，叶永烈曾经是一个风格独特、广受瞩目的“主力队员”；在当今的纪实文学领域，他又是一位成就卓著、声名显赫的重量级作家。在“科”字轨道上运行、“十八般武艺”几乎样样涉足的“叶永烈”，跟那位在历史深处游弋探寻、写了许多名人传记的“叶永烈”， 常常被误认为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叶永烈的作品覆盖范围之广、创作数量之多、产生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而他于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及其理论构建中所表现出的探索精神、开拓勇气和勤奋执著，亦在中国的科幻史册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一、叶永烈创作生涯简述
叶永烈生于1940年，浙江温州人。他的父亲叶志超先从军后经商，还做过当地一家医院的院长，在当时的温州工商界颇有名望。
1951年，正念小学五年级的叶永烈心血来潮，写了一首题为《短歌》的小诗，投给家乡的报纸。一个多星期后，这篇习作被《浙南日报》（《温州日报》的前身）刊登出来，他备受鼓舞，并从此爱上了文学。[1]
1957年，叶永烈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虽然读的是理科，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写作，进校仅两三个月，他就开始在《北大校刊》上发表诗作。随后，又有诗作相继被《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刊用。当时北大理科是六年制，他在大学生涯中积累了扎实广博的知识，为后来从事科普和科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中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同年9月，还在读大二的叶永烈随同化学系的部分老师和同学被派往湖南邵阳县工作三个多月，帮助该县建立化验室，培训化验员。在此期间，他第一次走上讲台，亲身实践科学普及工作。与此同时，他还结合培训内容，撰写了《两种矿物肥料介绍》和《度量衡的换算》两篇科普文章，分别刊载于《邵阳报》和北京的《科学小报》。
1959年5月2日，叶永烈撰写的一篇关于焰火的文章《夺目的夜明珠》在《科学小报》上发表。相较之前发表的两篇科普文章，这篇作品的文学色彩要浓厚得多，可以视为他的第一篇科学小品。这一年，叶永烈的业余创作成果丰硕：他多方收集材料先后编写了《湖南民歌选》和《科学珍闻三百条》两部书稿（但均遭退稿），另外还撰写了五十多篇科学小品（大部分完成于1959年暑假）。[2]
1960年2月，20岁的大学生叶永烈平生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科学小品集）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是叶永烈创作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不仅实现了他出书的“零”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他因生动活泼的文笔而成为《十万个为什么》（初版）的主要作者，开始参与大量条目的撰写工作，挑起了创作这部科普名著的大梁——初版最初为五卷，共947个“为什么”，叶永烈一人撰写了326个条目，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他还是这套书最年轻的作者——写书时只有20岁，出书时才21岁。[3]
《十万个为什么》涉及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写好那些“为什么”，叶永烈翻阅浏览了大量参考书，好在北大的藏书极为丰富，这使他得以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地遨游。另外，在写作中，他非常讲求每一篇的写作手法，这样又使他的写作技巧得到了迅速提高。《十万个为什么》成了叶永烈的成名作，并与他的人生命运紧密相连。
1963年大学毕业后，叶永烈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科研所工作。然而，文学创作一直吸引着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下定决心改行。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欲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成电影《知识老人》，他希望调到该厂担任电影编导。由于有《十万个为什么》这块“敲门砖”，厂领导十分青睐于这位“久闻大名”的作者，因此工作调动非常顺利。
叶永烈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一干就是18年。这期间，他编导了许多广有影响的科教片，其中，《红绿灯下》还在1980年荣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业余时间，叶永烈几乎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从事科普与科幻创作，并且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和知名度。
1980年，叶永烈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从事专业创作。1987年，他又调到上海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从科普创作转向文学创作。
叶永烈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勤奋高产，在科普、科幻与纪实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截止目前，已出版三百余部作品，累计接近2000万字。其中，在科幻暨科普领域，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在国内均称翘楚。
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科幻小说，集中于其创作生涯的前期，即20世纪60至80年代。影响较大的有《石油蛋白》（1976）、《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1977）、《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丢了鼻子以后》（1979）、《演出没有推迟》（1979）、《飞向冥王星的人》（1979）、《腐蚀》（1981），以及以金明为主人公的“惊险科学幻想系列小说”，如《暗斗》（1981）、《黑影》（1983）等。这些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作品，为中国科幻史留下了一座丰碑。
二是科普作品，包括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科学诗、科学寓言等，几乎涉足科普创作所有的品种，基本与科幻小说创作处于同一时期或稍早，同样成就斐然。如在大型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中承担了化学、农业方面的许多条目的撰写工作；出版了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和《化学元素漫谈》、《知识之花》等著作；此外，还有散见于全国诸报刊的许多科学小品。
三是纪实文学，集中于其创作后期。1983年自科幻小说《黑影》完成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叶永烈不得不放弃科幻和科普创作，转而进入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其作品数量和创作成就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这类作品主要有《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陈伯达传》《出没风波里》，以及《邓小平改变中国》《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傅雷与傅聪》《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等。这类作品写作视域广阔，题材多样，资料翔实，妙笔生花，拥有比科幻、科普作品更广泛的读者群。
除自身创作之外，叶永烈还主编了十余种科幻小说选集，如《科学幻想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中国惊险科幻小说选》（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中外科幻小说欣赏辞典》（明天出版社，1991）、《世界科幻名作文库》（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中国科幻小说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同时，他还积极与国外科幻机构联系，组织翻译中国优秀科幻小说介绍到国外出版，在推广普及科幻文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叶永烈曾经这样评述自己的创作人生：“我不属于那种因一部作品一炮而红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如同一堆干草，火势很猛，四座皆惊，但是很快就熄灭了。我属于‘煤球炉’式的作家，点火之后火力慢慢上来，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从11岁点起文学之火，一直持续燃烧到60年后的今天。” [4]
二、叶永烈科幻创作概览
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早期和70年代末期，中国科幻经历了几个相对繁荣期。那时的科幻作家大多出自科普领域，与科普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在建设祖国的澎湃热潮中出现的科幻作品，基调单纯明净、昂扬向上，语言通俗、童趣盎然，科普化和少儿化特征明显。叶永烈早期的科幻创作也显示了同样的特点，它们多以讲述具体的科学知识为主旨，人物与情节仅起到结构性的作用。
中国科幻创作的“科普情结”自有其历史渊源——实际上它一开始便被赋予了“科学普及”的厚望，而且也不能不受政治气氛的影响，担当起教育和宣传的特殊使命。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科幻小说的基本要求是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要落实到生产中去；对其“特定”的青少年读者对象来说，在注重科学幻想的科学性同时，还得考虑它的思想性，亦即思想教育意义。由此可见中国科幻小说的“负载”之重。[5]
尽管如此，在5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还是迎来了科幻创作、出版的第一个高潮。究其原因，一是大批苏联科幻、科普作品及凡尔纳小说被译成中文，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同时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党中央在1956年初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迅速形成了学科学的热潮，作家们创作科学文艺作品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总的来看，如叶永烈所言：“在初创期，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文学界是没有地位的。它只是作为儿童文学中一个很弱小的品种而存在。”
那时，科幻作家们根据自身创作实践也意识到，幻想，是科幻小说的生命，是吸引读者的磁石。但这种幻想，不论是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还是关于科学的构想，都要植根于现实。科幻小说最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且能与某一现实问题相联系，才有更积极的意义。当然，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创作素材，都要经过合理想象的改造。[6]
1966年至1976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科幻发展史上几乎一片空白。直到1976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科学》杂志创刊号刊登了叶永烈的《石油蛋白》，这种局面才被打破。
1977年共出现了3篇科学幻想小说，它们分别发表在《红小兵报》和《少年科学》杂志上，即：王亚法的《强巴的眼睛》、肖建亨的《密林虎踪》和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科幻小说终于走出了“冷宫”。这一年，全国18家报刊、出版社刊登、出版的科幻小说，超过40篇，1979年则达到了135篇。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至1980年四年间，全国（不计港澳台地区）共发表科幻小说约300篇，是1949-1976年二十七年间发表作品总数的三倍。与此同时，英、美、法、日等国的科幻小说也大量被国内翻译出版，凡尔纳、威尔斯、阿西莫夫、克拉克等作家的作品均拥有大批读者；许多少儿杂志、科普杂志乃至纯文学刊物也都乐于刊登科幻小说。1979年5月，四川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发表科幻小说为主的杂志《科学文艺》（即《科幻世界》的前身）；1981年，海洋出版社创办了科幻丛刊《科幻海洋》；与此同时，《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智慧树》等杂志也竞相刊登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由此迎来了创作、出版的第二个高潮。[8]
这一时期，科幻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创作水平不断提高：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幻想构思和情节设计日趋精巧，在主题深化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主要代表作品包括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王晓达的《波》、金涛的《月光岛》、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等。
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叶永烈一人就发表了近200万字的科幻小说，每年出版科幻新作4—5部，无论作品数量还是作品所开拓的题材领域，在当时的中国科幻界都无人能敌。
除了轰动一时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小灵通漫游未来》《腐蚀》这几部代表作以及“惊险科学幻想系列小说”，叶永烈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他一些中短篇科幻小说也备受关注。
《旧友重逢》（1978）讲述的是科学家怎样利用气味控制鲑鱼的回游与繁衍生息。《丢了鼻子以后》（1979）描写科学家利用仿生学，让掉了鼻子的病人重新拥有器官再生功能。《一只奇怪的蜜蜂》（1978）描写人类读懂了蜜蜂的语言，成功研制出电子蜂，使其成为人类与蜂群之间的“传令兵”。这类小说将科学知识与趣味性进行有机结合，开启了读者的想象力。
《演出没有推迟》（1979）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不知名的病毒在全世界流行，人们在机场被扣留，发烧的病人被隔离，救护车穿梭往来，医院连走廊和院子里都躺满病人。学校被迫停课，几个幸运没有病倒的学生变成了临时护士……这闪电般袭来的瘟疫是什么？不是鼠疫、霍乱和天花等烈性传染病，而是普通感冒病毒的变异！小说发表二十五年后，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型性肺炎（SARS）；三十一年后，2009年，全球爆发甲型H1N1流感。现实场景同这篇小说的描写何其相似！应该说，作为文学作品的科幻小说并不负担科技预言功能，但优秀的科幻作品确实能起到预言作用，因为它们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科学体系和科学理性之中，因而对人类未来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龙宫探宝》（1979）设想了如何开发海底富含锰元素的石质结核——当下，这个设想在日本、中国等国已经到了具体实施的阶段。《飞向冥王星的人》（1979）中的想象更为奇特。它描写一个具有从冷冻中复活之特殊功能的人——吉布，被科学家派往冥王星探险。小说中充满令人向往的神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美妙的科幻世界。
10万字的中篇科幻小说《爱之病》（1986）也颇有预见性。作者凭着科幻作家的敏感，注意到了几年前才发现的艾滋病，并断言其必定会在中国敞开国门的年代成为巨大的威胁。小说写了这样的故事：中国卫生部决定在北京建立艾滋病研究所，在新疆沙漠深处建立艾滋病医院，并成功地利用中药制成“反滋一号”治疗艾滋病，引起世界的关注。外国派女特务潜入沙漠，盗取“反滋一号”配方。我公安部门在逮捕女特务后，宣布无罪释放，而我卫生部门则宣布中国无偿培训外国医生并公开“反滋一号”配方，因为战胜艾滋病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爱之病》是向国人介绍艾滋病的最早的一部科幻作品。它当时交《羊城晚报》连载，该报非常满意，决定刊用，但在送交广东省卫生厅有关部门审查时遇到了障碍。审查部门指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例艾滋病人，发表这样的小说会引起“误导”和“新闻混乱”，外国会以为中国已经有了艾滋病；再者，用中草药防治艾滋病，中国还没有人做过!
就这样，这篇科幻小说被“枪毙”了，尽管作者申辩既然是小说，那故事情节就属于虚构，不存在引起“新闻混乱”的问题。后来，当《成都晚报》开始连载这部中篇小说时，中国已发现了艾滋病患者。十年之后，当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已接近100万人，而且在采用中草药防治艾滋病方面也已取得重要成果时，叶永烈不由得感慨：“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我作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笔下的科学幻想已经不断被现实所证实。我要为科幻小说说几句话：科幻小说看似离奇，其实那幻想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超前的想象，屡屡被现实所证实。正因为这样，应当重视科幻小说的创作。” [9]
三、“小灵通”：一个时代精神的表征
就像今天的孩子几乎没有谁不知道超人、奥特曼一样，在三十多年前，也几乎没有哪个孩子不知道“小灵通”——那个圆脑袋、大耳朵、聪明好奇、消息灵通的小记者。
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叶永烈的科幻长篇处女作。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部作品让求知若渴的孩子们对未来生活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首印150万册，很快便风行全国；随后又被改编成三种版本的连环画，印数也突破了150万册。如此一来，《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总印数达300万册之巨，创造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一个“吉尼斯”纪录。
《小灵通漫游未来》的诞生，缘自于某种现实的“需求”。
1977年10月，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在上海长宁区第一中心小学体验生活，约请时任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编导的叶永烈给小学生们上一堂科学知识课。在征求了小朋友们的意见后，他们给了叶永烈这样一个主题：《展望2000年》。于是，叶永烈就围绕这个主题去讲了一课。想不到，第二天消息传开，很快有四所小学派代表来要他去讲课；第三天、第四天，有几十所中、小学要他去讲。后来，甚至连无线电厂、公安局消防队、图书馆都发出了邀请，讲的题目都是一个——《展望2000年》。
这不禁让叶永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不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对“2000年”如此关心，并且怀有如此大的兴趣呢？一位老师告诉他：“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很想具体地知道未来是怎样美好。孩子们是未来的建设者，他们就更加强烈地向往未来，关心未来。”还有的老师建议他把讲课的内容写出来，写成一本书。[10]
此后不久，叶永烈又应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 ，以“在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为题写一本书，展望祖国在2000年时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的新成就。他顿时想到自己早在1961年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小灵通的奇遇》，就是讲“未来是什么样”的。
这部当时未能出版的书稿，是以作者多方收集资料辑成的《科学珍闻三百条》为素材创作的。它通过一位眼明耳聪、消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进行一番漫游，报道种种未来的新科学、新技术。这种写法把那些一条条孤立的科学珍闻，像一粒粒珍珠用一根线串了起来。另外，在介绍每条科学珍闻时，叶永烈没有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展现。只可惜，由于幻想太过超前，又诞生于吃不饱的年代，书稿自然难逃搁浅的命运。
好在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这颗被遗弃多年的种子终于得以萌发。发黄的书稿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后，立即得到领导和编辑的热情肯定。他们建议把书名改为《小灵通漫游未来》，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性意见。就这样，叶永烈重新写了一稿，又请画家杜建国配上生动活泼的插图，三个月后，此书就问世了。[11]
《小灵通漫游未来》以一个少年记者的视角，详细描述了在“未来市”采访的经过。在未来世界，小灵通看到了许许多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新鲜事物，它们极富科技含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比如未来一顿饭会有哪几个菜，房子是怎样的，路灯是怎样的，白天是怎样的，晚上又是怎样的，等等。生活因科学而变得浪漫美好，令人心驰神往。小说的每一小节前有小标题，涵盖这一节的主要内容，如“奇遇”“奇怪的船”“奔向未来市”“水滴一样的汽车”“一顿稀奇的中饭”“奇妙的去污油”，等等，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小说中，各种高科技发明琳琅满目，像原子能做动力的气垫船、能在海上飞行的水翼船、微型半导体电视电话机、电视手表、靠气流推进的无轮飘行车，以及家用机器人、人造器官、塑料钢、人造大米、人造蛋白质、植物新品种萝瓜（把萝卜与丝瓜合在一起）、钢化瓷器、有气味的环幕立体电影、白昼电影、写话机、消云剂与降雨剂、人造叶绿素、鸡蛋大的葡萄、无土培植、相当于信用卡的银行的自动管理……
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充满了童话的气息，但读来又使人信服，在当年的孩子们眼里，是无比奇妙而又令人神往；那个能够穿梭时空、四处走访的“小记者”兼“小旅行家”——小灵通，更是让无数小读者羡慕！小说出版当年，1978年11月7日的《光明日报》以《生动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为题发表徐明寿的文章，对《小灵通漫游未来》作了如下评价：
作者根据儿童的心理爱好和认识事物的特点，采用天真活泼的儿童语言，讲述故事，介绍知识，并适应儿童富于幻想的特点进行艺术构思，因而以其特有的艺术力量抓住小读者。通俗、浅显、有趣，是儿童科学读物应该达到的起码要求。在这方面，《小灵通漫游未来》一书，做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
与此同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也专门组织科普作者、译者、有关科学家、编辑、科普美术工作者和适龄读者，就《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主题思想、意义、科学内容、体裁、写作技巧、美术设计等方面展开讨论，相关文字发表在1980年出版的《科普创作》杂志上。科普作家励艺夫谈道：
《小灵通漫游未来》确是一本很好的儿童科普读物。用五、六万字的篇幅，容纳了较多的内容，展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写得那么引人入胜，使小读者爱不释手，实在难得。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少年儿童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优良风尚正在形成。孩子们(甚至成人)都想知道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和与“四化”有关的科学知识。这本书给了读者以形象的回答。
研究者通常将《小灵通漫游未来》视为“科普型”科幻小说，其实，作者创作之初就已注意到给予小读者思想内涵的“熏陶”。正如科幻评论家彭耀春所评述的那样：
当作者引导小灵通漫游未来时，他生动地展示了气垫船、飘行汽车、机器人、环幕立体电影、人造蛋白、彩色棉花等现代或未来的科技成果，他也在《未来市的历史》这本金色硬皮大书里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页白纸，这是“未来市的未来”的地图，旁边写道：“未来市将来变成怎样，这最新最美的图画，是要靠我们用劳动的双手去绘制，也是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把它建设得美丽，使我们的生活更幸福。”这个图解式的构思不一定很有文学性，但确实反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科幻小说创作伊始，叶永烈就将思想启迪寓于知识和趣味中。
作为科学想象，《小灵通漫游未来》足够新颖、丰富和超前。它对未来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因而有人称之为“未来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其中描绘的许多事物现在已经被证明其合理性和可实现性。2001年，《南方周末》曾用一个整版考证创作于四十年前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哪些设想在哪一年已经实现了。这本畅销书也促使全社会对科幻小说予以更多的关注，数十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事实上，《小灵通漫游未来》推出第二年，即获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当时，它不仅成了不少孩子进入科学殿堂的启蒙读物，被许多地方列入中小学生必读书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许多孩子对自己未来职业和事业的“设计思路”。小灵通的形象深入人心，影响了几代人，及至后来，连中国电信的一种无线话机都以“小灵通”命名（这个名字是经叶永烈同意授权的。商家最初注册商标的时候，还让叶永烈签了授权书）。[12]
尽管《小灵通漫游未来》十分畅销，但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却一直受到忽视，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一本科普读物和儿童读物。如科幻评论家郑军认为，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现以前，新中国科幻小说基本是以“当代”为背景，缺乏明确的未来意识。个别作品虽然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未来，但只是就一两个点进行描写。《小灵通漫游未来》全方位地构造了一个“未来市”，堪称新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在小说中，“未来市”不仅科技特别发达，那里的居民还喜欢学习外语，对外交流，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科学幻想”的范畴。特别是小说的结尾，作者以一本没有写完的书进行比喻，说明“未来”存在于今人的建设中，这种鲜明的“未来意识”正是科幻文学的基本价值观。[13]
回望《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作品虽然篇幅不长，文学技巧也稍显不足，但它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又深远的。
《小灵通漫游未来》问世之初，国人心中创痛未平，文坛主潮为“伤痕文学”。不过，这个时候，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已然吹响，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那也正是中国刚刚摆脱思想桎梏、想象力异常活跃的年代。
叶永烈的这部作品没有抱怨、感伤与自怜，充满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全景式地展现了未来世界的美好图景，契合了当时人们对2000年的向往之情。
《小灵通漫游未来》在创造畅销“神话”的同时，也给叶永烈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并成为他由科普创作迈向科幻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机。1984年，作者续写了《小灵通再游未来》，世纪之交又写出了10万字的《小灵通三游未来》，时间前后跨越二十余年，两部作品依然将“小灵通”这一深入人心的形象作为贯穿小说的主人公。但从现实影响看，后两部小说远不及第一部。这与小说艺术水平无关，而是因为时代在前进，适合“小灵通”繁茂生长的时代已经逝去了。1998年3月1日，叶永烈在《“小灵通”回眸话当年》一文中，对相关创作情况作了如下概述：
小灵通前往“未来世界”，乘的是“原子能气垫船”。如今，气垫船已经很普通，从上海至宁波，从深圳到珠海，每天都有“飞翔船”往返。所谓“飞翔船”，也就是气垫船。当然，小灵通乘的以原子能为动力的大型气垫船，虽然还没有出现在世界上，但是已经不很遥远了。
小灵通手腕上戴的“电视手表”，已经接近于变成现实，如今，“掌上微型电视机”已经商品化。更小的手表大小的微型电视机的诞生，指日可待。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本中写到的“环幕立体电影”，如今已经变为现实。把小轿车驶进电影院，坐在车里看电影，这些已经实现——虽说并不那么普遍，但是毕竟有了。
小灵通见到小虎子的“老爷爷”(曾祖父)下棋不戴眼镜，很吃惊。一问小虎子，这才明白：“他的眼睛不花，那是因为他眼睛里装了老花眼镜。镜片是嵌在眼睛里的，所以你看不出来他戴眼镜。我的爸爸的眼睛里也嵌着镜片，不过，他嵌的是近视镜片。”这种“嵌在眼睛里的眼镜”，如今比比皆是——隐形眼镜。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本中，曾写及“未来市农厂”，在巨大的玻璃温室里，工厂化生产农产品。这样的“农厂”，如今已经有了。当然，书中所写的“一个月可以收一次苹果，半个月可以收一次甘蔗，十天可以收一次白菜、菠菜，而韭菜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割一次”，还有那“红红的苹果，比脸盆还大，黄橙橙的橘子像一只只南瓜”，“切面圆圆的像张圆桌面”的西瓜……则尚须努力，才能变为现实。
40年前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本中，还有许多科学幻想，尚待21世纪实现。比如，天气完全由人工控制，晴雨随意，“天听人话”；天空上高悬人造月亮，从此都市成了真正的不夜城；家家都有机器人充当服务员；人的器官可以像机器零件一样调换，从此人“长生不死”……
现在重读《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作者最大的缺憾是，书中没有强调电脑在未来世界中的关键性作用。《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在写及机器人铁蛋时，提及了电脑：“他的本领，全靠那个方脑袋里装的电子脑——微型电子计算机。”“电子脑”如今已经无处不在，到处引发智力革命。[14]
“春江水暖鸭先知”。叶永烈正是以科幻作家超前的眼光、未雨绸缪的准备，比他人早一步感知了时代的水温，使自己立于时代的潮头，成了引领时代风骚的弄潮儿。
后来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科幻小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成长，又在“四人帮”倒台以后才快速发展的，前后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54年到1978年，以郑文光创作《从地球到火星》为开始，以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为结束。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边界划定期’。” [15]
四、科幻创作新阶段：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提升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不断探索的创作实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认识到，科幻作品除介绍科学知识、提出科学展望外，还有其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更深广的内涵，而不应只是处在儿童文学和科学普及的从属地位。另外，作家利用科学幻想这一形式来阐明哲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也要比一般文艺作品显得更灵活洒脱，没那么多约束和限制（这个特点常常也容易引起误解并招来责难）。如此一来，中国科幻小说基本上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一是现代科研课题的继续；二是未来科技发展的预测；三是社会问题的曲折反映。[16]
早年从事过科幻小说编辑工作和创作的赵世洲，对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倒有点像青蛙，蝌蚪阶段曾经姓‘科’，而在走向成熟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地改而姓‘文’，成为文学的一部分。”他还指出：“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发现，科学幻想小说就是小说，或者说是小说的一个分支。提高创作质量的有效办法是提高作品的文学质量，按照小说的规律去创作。”
在科幻作家们卯足劲头向纯文学上“靠”的那一时期，不少科幻小说得以在纯文学刊物上发表。如《人民文学》发表了肖建亨的《沙洛姆教授的迷误》和《乔二患病记》、叶永烈的《腐蚀》和《正负之间》；《四川文学》发表了童恩正的《遥远的爱》、王晓达的《波》；《上海文学》发表了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和叶永烈的《同行》；《北京文学》发表了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春风》发表了王亚平的《神秘的事件》；《小说界》发表了叶永烈的《并蒂莲》……这意味着上述科幻小说的文学水准，得到了以主流文学作为审美标准的纯文学刊物的承认，而叶永烈的努力和成就在科幻作家中显然是十分突出的。
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科幻作家们一个个都要积极地往“主流文学”上靠呢？对于这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文学报》1981年5月14日刊出的叶永烈文章——《也谈中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危机”》，或许可以做一个注解。该文称：中国的科幻创作尽管在一些人看来已属繁荣，“而实际上作者们的处境相当困难。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兼跨科学、文学两界，有的往往既是中国科协会员，又是中国作协会员。在科学界，有人视科学幻想小说为末流；另一方面，在文学界，则视科学幻想小说为‘迎合一些读者好奇和要求刺激的心理’。”
文章披露，1978年，在进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时，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所获票数在前5名之内，而文学界却有人主张不该将它入选，因为科幻小说不属文学范畴。最后折衷，被评为第25名——最后一名，又是“忝居末座”！这表明了文学界对科幻小说的偏见，但又不得不给予一席之地。
叶永烈称自己在创作科幻小说时，一直遵从鲁迅所倡导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原则。“经以科学”，即科学幻想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要符合科学；“纬以人情”，就是要使科幻小说如同文学小说一样，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寄寓深刻的主题思想，没有这根“纬”，便无法“交织”出科学幻想小说。他坦言：“我初期的科学幻想小说，对‘纬以人情’注意不够，在不断地创作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必须加强作品的文学色彩。” [17]
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11期上的《腐蚀》，是叶永烈进入新的创作阶段的标志，象征着他开始淡化作品的科普取向，而更关注文学性和思想性。小说讲述的是：中国宇航中心接到报告，称宇宙飞船“银星”号完成太空任务后坠落沙漠。救护队找到残骸，却发现厚厚的宇航服及宇航坐垫已被严重腐蚀，唯有用金属钛制成的仪表、发动机及飞船外壳安然无恙。救护队员李丽发现了一种来自太空的烈性腐蚀菌，腐蚀力极强。全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临终之际李丽留下遗言：“请不要组织营救，以免烈性腐蚀菌扩散。”
后来，微生物专家杜微和助手方爽深入腐蚀区，建立了研究天外微生物的实验室。方爽以“泰坦（钛）精神”独自到坠落点取样。两人成功提取了这种烈性腐蚀剂，但最终均在沙漠丧生。杜微的学生王璁曾纠结于个人利益的得失，斤斤计较论文排名与得奖。当他来到沙漠，目睹了方爽与杜微的英勇献身后，决定长期留在沙漠，继续研制抗腐蚀剂——同时使自己的灵魂不再遭受腐蚀。
小说一开始，就以三个互为关联、环环相扣的悬念揪住了读者的心：一是一架救护飞机在西北大沙漠上空匆匆飞行，机舱里的人们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神情严峻，沉默不语；二是从救护飞机上看到坠落了的“银星”号宇航飞船，这意味着发生了意外；三是救护队全体人员也受到不知名的腐蚀菌感染而全军覆没，情况十分危急。
继之，作者恰当地运用短篇小说的表现手法，干净利落地转入主题。小说最后以王璁致校长的一封信作结：
现在，屋外响着呼呼的风声。在这大沙漠之中，只我孤身一人。
我在灯下详细地翻阅着实验笔记。我一边看，一边感到深深的内疚：尽管我的肌体健全，但是一种无形的“烈性腐蚀菌”已经腐蚀了我的灵魂！这是用显微镜所看不见的“烈性腐蚀菌”。我早已受到感染，却不觉得。尽管李丽、杜微、方爽都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灵魂是完美的、纯洁的，他们的科学道德是无比高尚的。他们是用特殊材料——金属钛制成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泰坦”，真正的英雄。
我决心留在这儿长期工作。我要在这里制成抗腐蚀剂。它将不仅用来对付天外来的烈性腐蚀菌，同时也将使我的灵魂不再受到腐蚀。
请不必给我派助手。我的身体很好，能够独立完成工作。
最后，请杨校长立即打长途电话给S国科学院秘书，作如下更正：
“论文作者应为李丽、杜微、方爽、王璁。由于一项世界科学奖金获得者最多只能三名，因此获得者应为论文的前三名作者，即李丽、杜微和方爽。”
小说提到的烈性腐蚀菌具有双重意义，第一个层面指物理意义上的腐蚀，第二个层面则是指世俗世界中利益、名望、物质欲望等对“科学家精神”的腐蚀。作者倡导一种勇于为科学献身，视利益如浮云、永远不会受到腐蚀的“泰坦（钛）精神”。
这篇小说将幻想性灾难、爱情、对科学的忠诚、世俗名利考验等融为一体，写出了人性的善良与邪恶、情感的真实与虚伪，是一部深入探讨科学研究者心理的作品，[18]表现了作者在文学性上的可贵探索。而且，《腐蚀》在全国性“反腐倡廉”的口号提出之前多年，就指出应该“拒腐”“反腐”，尤其是在思想上筑起“反腐蚀”的堤坝。这个科学幻想上的预见，无疑也是思想上的预见。
《腐蚀》的创作灵感源于1980年作者在新疆参加搜索失踪科学家彭加木活动中的亲身见闻。作者后来回忆，深入罗布泊采写彭加木事迹是他从事纪实文学传记的开始，而正是彭加木的感人形象促使他写出了《腐蚀》：
小说《腐蚀》中的故事，与彭加木事迹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在主人公方爽身上，有彭加木的影子。至于王璁这样的人，我在科学界常常见到，那样的人是很多的。要想写这样的关于科学道德的小说，早就有设想了。但是觉得还不成熟，没有写。后来，《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组组长王扶来上海组稿，鼓励我写出来，给了很多帮助，这才写出来。[19]
《腐蚀》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马上被《小说月报》全文转载，产生了较大反响。此后，它又被译成英文、德文在国外发表。
这部作品还引起了著名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的注意。看过此作后，韩素音特意找到作者，畅谈她对《腐蚀》的看法:“这篇小说的含义很好，写科学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小说的文学性很好，把人物写出来了。故事的结尾，写得特别好，我很喜欢。读到那里，被感动了。”
《腐蚀》的责任编辑王扶，曾以《勇敢的开拓者》为题，评价过叶永烈及其作品。她认为，《腐蚀》代表了叶永烈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个飞跃，是真正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它为我们树立了生活中几个普通科学工作者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在工作和荣誉面前的不同心态，体现了美与丑、善与恶的搏斗。对于自然界中强烈的腐蚀菌，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和智慧去制伏它，但是对于心灵的腐蚀，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而这后一种腐蚀却是更可怕的。
作品中的几个人物都写得自然丰满，有血有肉。如作者并不是简单地用灵魂被腐蚀了的王璁和方爽的高大形象去作对比，在作品的结尾处，又掀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高潮，使王璁那一度被腐蚀了的灵魂，终于在方爽等美的强烈的光辉照耀下，得到了净化。美终于战胜了丑，善良终于战胜了邪恶。小说读后不仅感人至深，而且发人深省，方爽虽然为科学献身了，但他那美的形象永远动人心弦，永远活在读者的心里。凭借这部具有较强艺术魅力的作品，叶永烈第一次真正进入到文学领域，并被文艺界所承认。[20]
1997年，《科幻世界》杂志重新发表《腐蚀》，并加了编后语，其中提到：
《腐蚀》刊载于《人民文学》颇得读者好评。当年，在全国优秀短篇评奖时，它得了不少选票，但出于文学界对科幻的“排异反应”，《腐蚀》未能入选。
岁月的流沙无法掩埋真金。十余年后，再看《腐蚀》仍很感动。个别知识分子看重名誉以至沽名钓誉，不择手段——“名”的诱惑也是一种腐蚀剂，使科学偏离方向，使科学家走向歧途。叶永烈用简练的文笔、生动的情节，以大漠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
实际上，仅仅在《腐蚀》发表之前半年，已有媒体就科幻的价值、繁荣和危机问题展开讨论。针对某批评家关于科幻小说作家“不敢正视现实或无力反映现实”的看法，叶永烈撰文称，不论是英国的威尔斯，还是日本的夏树静子，无不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反映现实。在我国，不少科幻小说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社会性。有些科幻小说尽管看上去“远离现实”“虚无缥缈”，甚至有点荒唐，但却寄寓着严肃的主题思想。[21]
就叶永烈本人而言，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些科幻作品，“不是为了要发表这些作品写作，却常常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触动了我，便觉得有话要说，便通过作品反映这些社会问题，表达作者的爱与憎。” [22]典型的几篇有《并蒂莲》《同行》和《腐蚀》。而刊载于1988年第4期《科学文艺》上的《巴金的梦》，则因写法“另类”和题材敏感而广受瞩目。
巴金著名的《随想录》中有一篇影响深远的短文《“文革”博物馆》，作者在文中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作为历史的警戒。叶永烈就此虚构出《法兰西博物馆学报》，将巴金此文作为博物馆学的重要论文予以译载。之后，国际博物馆协会又提出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合资筹办“文革”博物馆，并派来考察小组，引起国内的连锁反应。
这篇多次遭遇退稿的小说被整整压了三年，发表后却深得评论家赞赏。作家那生动、谐趣、甚至有些荒诞的描述，将历史与现实、思想与梦幻的各种镜头巧妙组合起来，在这一系列的衬托、对比中，将巴金《随想录》中的深刻意蕴形象化；同时，围绕“那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的立意加以阐释和发挥。在这一片热闹、机智和多镜头的组合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的沉思——为了未来而关注现实，而不是通过蓝色的幻想去未来漫游，也不是以科学幻想的“小道具”为核心来编织一个惊险故事。
对于这部作品，叶永烈曾将它标记为“非科学幻想小说”，并且注明：“你可以将它理解为“非——科学幻想小说”，即它根本不是科幻小说；也可以理解为“非科学——幻想小说”，即它是幻想小说，但不包含科学内容。悉听尊便。”1999年，《巴金的梦》被收入《叶永烈文集》重新出版时，被作者冠以“社会幻想小说”。
在《叶永烈文集》“本卷序”中，叶永烈作了简单的解说：“本卷收入的科幻小说，属社会性科幻小说，或者说属于‘软科幻小说’，大都是在纯文学刊物上发表的。” [23]又说：“我在写作本书中的作品时，与其说着力于科学幻想，倒不如说着力于哲理，着力于文学主题，着力于人物的刻画，着力于幻想与现实的结合。文学是人学，科幻小说也应当是人学。要着力写好人的思想、心理、感情、性格、命运，反映人生的哲理和道德。” [24]
《巴金的梦》刊发当年即被《新华文摘》（1988年第11期）全文转载，接着又被《法制文学选刊》《报刊文摘》等转摘，而且还被全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后来，这篇小说又在《争鸣》杂志连载，并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配乐广播。巴金本人也看了这篇幽默的以自己为主角的小说。
此后，叶永烈对在幻想中融入思辨和黑色幽默成分的社会性科幻小说产生了兴趣，并开始了新的尝试。
五、探索与争议
叶永烈曾将中国科幻创作近100年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①1900—1949，萌芽期；②1949—1966，初创期；③1966—1976，空白期；④1976—现在，发展期。
而在这个初现辉煌的发展期，中国科幻小说具有五大特点：①大批翻译国外科幻小说；②中国科幻小说作品迅速增加；③中国科幻小说作者队伍迅速扩大；④中国科幻小说引起热烈争论；⑤中国科幻小说开始走向世界。
作为那场科幻争论的一个主要当事人和重量级“靶子”，叶永烈后来这样概括当时争论的焦点问题：①科幻小说，属于文学还是属于科学；②科幻小说的任务是什么；③幻想的科学性；④对中国科幻小说现状的估价；⑤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方向。[25]
叶永烈的科幻名篇《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或许是最早“卷入”争论的科幻作品。这篇一万多字的科幻小说，是叶永烈于“文革”尚未结束的1976年1月，“躲在上海那间破旧的小屋里”写出来的。它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中国科考队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之下，于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许多恐龙蛋化石，其中一枚在X线照射下，竟然显示出完整的蛋黄。
于是，科学院成立攻关小组，努力使这枚恐龙蛋得以孵化。玉雕工运用剖石经验把化石的硬壳裂成两半，成功取出恐龙蛋；孵鸡老农则帮助确定孵化恐龙蛋的温度。40天后，小恐龙终于被成功孵化出来。恐龙越长越大，体重很快达到了100吨，变得难以喂养。人们把它放入大海后，它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因此，科学家推断珠穆朗玛峰原本是海洋，因为地壳上升，海洋变成了山峰，而产在海边的恐龙蛋也就变成了恐龙蛋化石。
这篇小说自始至终充满张力，带给读者极大的阅读快感。的确，在经历了十年文化禁锢后，突然出现如此浪漫的科幻小说，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此作发表一年后，即被改编成连环画《奇异的化石蛋》，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了50万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批判也接踵而至。1979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恐龙专家甄朔南的文章《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称这篇科幻小说是“伪科学”的“标本”！甄文写道：
恐龙蛋，至少已经有距今7000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高度钙化后，蛋壳上的气孔早已不能呼吸，作为一个卵细胞，已经失掉了所有的生命特征，怎么能与古莲子相提并论呢？根据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推论而设计出的幻想，已经背离了最起码的科学事实。这样的幻想只能是魔术师手下的戏法，与科学幻想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性了。
很快，叶永烈写了《科学•幻想•合理——答甄朔南同志》一文（刊载于1979年8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对甄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文章指出：
一般的科普作品是描写现实的科学，而科学幻想小说却是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描述幻想中的科学境界……然而，也正因为科学幻想小说写的是幻想境界，常常遭到一些用现实的眼光看它的人的非难。
……科学家们关心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这是很可喜的，但不能把科学幻想小说当作科学论文去审查。
8月14日，甄朔南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科学幻想从何而来?——兼答叶永烈同志》一文，而叶永烈也准备了再辩论的文章。编者考虑到继续这样讨论下去，会涉及越来越多的专业知识，一时间又很难在短小的篇幅中理清眉目，于是不得不遗憾地中断了这场辩难。总体而言，这还算是一场比较温和的争论。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批判”完全是一种错位。科幻小说就其本质来说是文学作品，不能与科普划等号，斤斤计较于技术细节的准确则未免冬烘。
该事件过后十几年，河南信阳发现大批恐龙蛋化石，其中，“XL-001”号恐龙蛋如同《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所描述的一样是柔软的。对于这枚与众不同的恐龙蛋，有报道这样描述：
掂起来比别的蛋要轻……在搬动时，从一米高的位置失手掉到水泥地上，蛋打破了，摔成了两大瓣，蛋内腔潮湿而有韧性。
……这消息不胫而走。有人听说居然有“一个柔软的恐龙蛋”，不由得“窃窃私笑”，说：“这不是痴人说梦，就是科幻小说吧？” [26]
再说，恐龙蛋之争刚过一年光景，叶永烈的科幻小说又“惹”了麻烦：他根据美国作家戴维•罗维克的科幻小说《复制人》（中译本名为《人的复制——一个人的无性生殖》）所创作的续作《自食其果》，于1981年11月在哈尔滨市科协主办的一份增刊《科学周报•科幻小说》第8期上发表后，很快又引发了一场强烈的争鸣。
《自食其果》引起争议的焦点，在于书中所描写的法庭上的一段对白：
“你谈谈你的犯罪动机!”路易大声问道。
“是这样的……”小莫克斯答道，“这是我的本性的驱使。不，不，这是我父亲驱使我杀死他!……我的父亲，曾不止一次表白过，他是一个‘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我是他的‘复制品’，我不仅具有与他一样的容貌、血型、性格、风度，也具有与他一样的极端自私的心理。
“我非常自私，连我的生身之父也不相容。我看到他越来越年轻，身体越来越壮实，我心里非常嫉妒。我巴不得他早一点死去，好让我继承财产，自由自在地支配一切。我谋杀他，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也就是说，一个自私的儿子，杀死了一个把自私的品质‘复制’给他的父亲!”
持批评意见者据此认为，小说宣传了所谓的“自私遗传”。还有的批评者挖苦作者“无须研究科学，不必研究社会，信手拈来，便成文章，快哉、快哉！”，便判定这篇作品是“荒诞之作”。在“争鸣”达到“高潮”时，对这篇小说已不再局限于“科学性”的讨论，即已从“科幻小说的科学性问题”，上升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高度。1982年5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值得注意的倾向——评叶永烈近作<自食其果>》一文写道：
近年来，不时有人提出科幻小说的科学性问题。这很要紧。不过，从当前科幻小说创作的实践来看，似还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因为丢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就失去了科学发展的方向，甚至会把伪科学当作科学……这些作品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也脱离了科学，不仅污染了读者的心灵，也败坏了科幻小说的名声。
对于《自食其果》的“批判”，在当时也曾经“吓唬”住了一些人。广东一家出版社本已安排出版《自食其果》连环画，却被“批判”吓得退掉了画稿。[27]
对此，叶永烈写了《我不是杀人犯！》一文为自己辩护，但却未能公开发表。而《自食其果》的英译者裴敏欣则写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食其果〉》一文，就批评者提出的一些观点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对稍仔细阅读过这篇科幻小说的读者来说，使他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自食其果》对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和私欲至上的无情披露和辛辣讽剌：一个不择手段谋私利的亿万富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显然，作者淋漓尽致地抨击了这种企图通过“天才遗传”（当然，“天才”是否能遗传尚待科学来佐证）来达到个人目的的大亨，而不是希望读者们也捡起这块“石头”来砸自己的脚——用批评者的话来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以科学的名义四处传播”这种思想。
顺便提一句，在国外，“天才”“自私”遗传都是现代遗传工程的争议焦点，同当年的“优生学”一样，两派相持（都是严肃的自然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批评者对《自食其果》所下的这种结论显然是主观、武断的，或至少是欠考虑的。
有意思的是，《自食其果》发表之后，很快就有了它自己的续篇——徐唯果创作的《适得其反》；在《适得其反》发表之后，任志勇又为徐作续写了《胜似其人》；在《胜似其人》发表之后，孙传松续写了《不负其名》。如此这般，罗维克的小说在中国便有了四个连续的续篇。这无形中构成了一组“接龙科幻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科幻界和读者对《自食其果》的支持。[28]
然而，此时的中国科幻界，氛围已然变得有些紧张。叶永烈积极探索科幻小说新形式而创作的“惊险科学幻想系列小说”，一时间也成了批判的“靶子”。
以1979年5月9日至11日连载于《工人日报》的《生死未卜》为起始，叶永烈尝试着把惊险小说与科幻小说结合起来，撰写了一系列以公安局侦察处长金明（“科学福尔摩斯”）为主角的“惊险科学幻想小说”：《暗斗》《黑影》《“杀人伞”案件》《X-3案件》《奇人怪想》《碧岛谍影》《乔装打扮》《秘密纵队》《无形窃贼》等。这些作品兼具惊险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特点：糅合了悬疑、科幻、侦破、探险等多种元素，既有极为惊险的情节，又有大胆奇特的科学幻想，因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颇受读者喜爱。
金明类似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运用其过人的智慧与精细的洞察力侦破了一系列蹊跷的悬案，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史上比较成功的人物典型。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科幻小说创作的视野和题材。日本科幻杂志《SF宝石》在1981年第6期刊发的一篇评价叶永烈新作《乔装打扮》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其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大众化和娱乐化。叶永烈的惊险科学幻想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是使中国科幻小说从‘科学教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一个开端。”
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有人质疑叶永烈小说的商品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偏离了科幻小说以科学为主色调的特征。《黑影》发表后，更有人以《思想上的黑影——读惊险科幻小说<黑影>有感》为题，将叶永烈此作定为“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这篇刊登在1983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一版、署名“贵一”的文章这样写道：“通过娄山这个人物和他的环境的塑造，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这就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题。本文只是列举事实，希望人们注意存在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
在当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叶永烈成为中国科幻界第一位遭到批判的作家。后来，他在接受访谈时有这样一段自述：
1983年，我的科幻小说受到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批判。应该说，因为我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的争议还是基本正常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虽然戴“伪科学”的帽子有些过火。最初，关于我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的争鸣，只限于作品的科学性，是否“伪科学”？接着，关于我的《X-3案件》以及惊险科幻小说的争议，还只限于作品的“商品化”倾向。再接着，关于我的《自食其果》的“批判”，已经从“思想倾向”上着眼，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以后，关于我的《黑影》的“大批判”，则升级到政治高度。《黑影》被称之为“科幻小说中的《苦恋》”。《苦恋》是作家白桦的小说，当时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这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29]
对《黑影》的批判给叶永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此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已经度过它的全盛期，开始走下坡路了，科幻小说发表和阅读的阵地也已十分有限，成了舞会上悄然引退的“灰姑娘”（1999年2月，《黑影》终于摆脱“黑影”，收入《叶永烈文集》第32卷，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后话）。
1982年10月，在一封由十位科幻作家（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联名签署呈送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一些支持科幻小说的报刊、杂志、出版社受到了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造成对科幻小说退避三舍不敢问津甚至正式停发、拒发任何科幻小说，印好了也不能发行……”
据统计，1980-1982年全国平均发表科幻小说两百余篇，而1984-1986年则下降到40篇。一时间，可供发表科幻小说的成人报刊，从二十余家减少到一家——四川的《科学文艺》（即后来的《科幻世界》）；科幻作者则出国的出国，搁笔的搁笔，转向的转向。有人将其形象地概括为：科幻创作一蹶不振，作家队伍溃不成军，创作园地逐步失守。[30]
不过，这倒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了叶永烈在1980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总结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创作概况时写下的一段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幻想小说创作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之一。只有在比较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强调科学的作用时，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才会繁荣。在帽子、棍子飞舞、“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四害”横行时期，科学幻想之花凋零了。[31]
这个时候，叶永烈又一次面临人生、事业的重大转折。后来回望这一段心路历程，他写道：“‘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呼唤，觉得科幻作品难以表达自己的思想。” [32]那时，他正在对几个“大右派”进行采访，“右派分子”的遭遇使他大为震惊。他意识到，中国知识分子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奋斗了百年，“德先生”的问题解决不好，“赛先生”的问题也难以解决。于是，他决定转型：“结束‘科普’生涯。他从‘赛先生’门下投到‘德先生’门下，专攻旧闻，写纪实文学了。” [33]
此后，叶永烈很少再写科幻作品。用体育界的行话来说，就科幻小说创作而言，他“挂鞋”了。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纪实和传记文学大家，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科幻小说作家。对于刚有起色的中国科幻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后来，叶永烈在分析中国科幻小说为什么会由盛而衰落入低潮时，大致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原因：一、商业气氛日浓，科学气氛日弱，而“科幻热”与“科学热”同步，彼兴此兴，彼消此消；二、来自科学界的批评过于苛刻，轻则“不科学”，重则“反科学”“伪科学”甚至是“搞精神污染”，寒了作者们的心；三、文学界不重视、不接纳科幻小说，无意中成了科幻小说作者们转而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催化剂”；四、中国科幻小说尚缺乏思想深刻、广有影响的佳作；五、“禁令”多、行政干预多，使科幻小说雪上加霜。此外，关于科幻小说的种种模糊的概念，对于科幻小说功能的狭隘、片面的理解，也阻碍着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发展。[34]
1988年2月，叶永烈写下《“挂鞋”后的反思》一文，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科幻创作见解，主要观点如下：
科幻小说是小说，不是“科学幻想故事”，更不是科学知识的“载体”。科幻小说是小说的一个品种。过去，我们对科幻小说的小说特点往往不注意，大量的作品够不上“小说”水准，大都是科学幻想故事。作为小说，要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科幻小说的功能，不是普及某些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激起人们对科学的向往和追求，砥砺人们的意志和毅力，净化人们的心灵。科幻小说不是科普的“工具”。过去很多作者在写科幻小说时，在作品中塞进大量的“知识硬块”，结果使科幻小说大为逊色，成了科学知识的图解。
不能用现实科学的目光去度量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不是科学论文。科学幻想只要不悖于人们已知的科学原理，能够自圆其说，就可以了。科幻小说绝不是科学未来的精确蓝图。科幻小说最可贵的，就在于丰富的想象力。
我们的科幻小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哲理，缺乏振聋发聩的力度。过去，我们常以为科幻小说是写未来的，而未来总是像朝霞一般灿烂夺目。我们应当直面人生，以锐利的目光和笔触，写出发人深省的科幻小说。[35]
同时，叶永烈也“为自己过去写的科幻小说的浅薄、幼稚感到内疚”。 [36] 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
毫无疑问，叶永烈的科幻作品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是一个重量级的存在，其充沛的创作精力、严谨的创作态度、著作等身的创作实绩令人敬佩。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叶永烈过早地脱离了科幻领域，留下深深的遗憾，但他前30年的科幻创作已经铸就了一座令后人仰之弥高的丰碑。
参考文献
[1]叶永烈.华丽转身[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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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
（撰写：尹传红 徐彦利）
责任编辑：xuji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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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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