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漫忆 桃花源真的存在吗

　　自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问世以来，千百年来，人们不仅神往诗人笔下那个与世隔绝、没有纷争、自食其力、和平宁静的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也纷纷在神州大地寻找理想中的“桃花源”。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有趣的现象。聪明的陶渊明早已估计到后来的读者也许会饶有兴趣地寻找文中描写的世外桃源，于是有言在先，那位武陵渔夫离开桃花源后，“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结果“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另有一位南阳姓刘的隐士闻讯后也谋划前往，也没有找到。从此“后遂无问津者”。

　　梁启超早就指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可以称为东方的Utopia（乌托邦）。乌托邦，最早出现于1516年英国莫尔所写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以后乌托邦成了空想的同义语，也称乌有之乡。

　　从某种意义上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幻想小说，它所描绘的藏在山洞内，从口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村落，由于与世隔绝，村民“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自然和谐的世外桃源，只能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

　　陶渊明生于东晋后期（365—427）。据考证，《桃花源记》创作于诗人50岁左右，晋朝灭亡之时，迄今已经1600年。然而，这部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魅力，继续激发后人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不仅如此，人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在神州大地寻找那一个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多年前，我去张家界，由长沙西行，也是因《桃花源记》的蛊惑，途中专门去了桃源。据说桃源县的武陵地区盛产桃花，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彭城人刘敬叔在所著《异苑》中记述：“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其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于是，唐宋以来，此地相传是陶公笔下的桃花源。桃源一带的湘西，是沈从文先生熟悉的故土，他在《桃源与沅州》中写道：“桃源洞离桃源县二十五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上行，船到白马渡时，上岸走去，忘路之远近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不过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篇文章，虽然也写了桃源如椽如柱的大竹子，写了小县城的茶馆酒馆、米行脚行，也不忘提起沅河上驾驭小划子的敏捷而勇敢的水手，以及为了糊口谋生挣扎在底层的芸芸众生。至于桃花源的诗情画意，在沈从文的笔下却着墨不多，这似乎不是偶然的。我去山中景区，虽然也见到蜿蜒的山溪，青翠的竹林，古朴的房舍，以及梯田茶山的田园风光，但人工痕迹较多，与我想象中的情景相去甚远。

　　中国不少地方自称“桃花源”，多半是以自然景色酷似陶公笔下的桃花源而得名。我的故乡安徽黟县古来也称“小桃源”。过去，进出丛山环抱的县城，需钻入弯弯曲曲的山洞，出洞豁然开朗，竟是一个小小盆地，粉墙黛瓦的屋舍，掩映于茂林修竹，阡陌纵横，溪流清澈，酷似桃花源景致——由于闭塞，黟县方言、民风民俗与洞外有很大区别。

　　陶公笔下的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或者仅仅是诗人杜撰的乌托邦？我们从林庚、王瑶以及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有关论述中不难发现，文史学者另有一番考证。一种说法是，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的依据，是“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田畴系后汉无终人，字子泰。董卓之乱，他率宗族及附从者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据《三国志》）。按徐无山在今河北玉田县北二十里。陶渊明在“拟古九首”诗中写道：“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之已死，乡里习其风。”陶渊明推崇田子泰传之久远的节义，称赞他是“士人之雄”，恐怕不是偶然的。王瑶先生认为：“田畴其事与《桃花源记》极相似，是陶渊明社会理想的寄托。”（王瑶编注《陶渊明集》）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简史》中更是明确指出：“他的《桃花源记》似乎正是以田子泰的事业为蓝本的。”至于囯学大师陈寅恪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考证，可查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这个说法是很有趣的。

　　最后引用一首诗为本文划上句号：“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这首题为“庆全庵桃花”的七言绝句，作者为南宋诗人谢枋得，他即是著名的《千字诗》的编者。南宋亡，改姓隐居，被元朝统治者找到，逼他为新王朝效忠。不从，乃自尽。

　　千百年来，人们向往桃花源，正如谢枋得一语道破，是为了逃避秦的暴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