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深耕AKI领域,她用爱心和责任托起生命之重科协改革进行时 2018-05-15 |
专访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奖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肾脏疾病研究所副所长杨莉
她从小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好习惯,长大当上了“最容易帮助别人”的医生;她立志做一名好大夫,对病人真挚的关心和爱护赢得了病人及家属的信赖与感激;她潜心研究急性肾损伤(AKI)临床防治及发病机制,并组织创建AKI自动化预警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漏误诊的难题;她以责任与担当深耕AKI领域,要让中国在这个领域冲进“世界一流”行列。
急性肾损伤(AKI)是以快速肾功能减退乃至恶化为特征的一种综合征。相较于肾炎、肾结石、尿路感染等肾脏病,急性肾损伤几乎鲜为人知。但事实上,这种临床综合征发病率正逐年攀升,20%至50%的高致死率让它在近十多年内成为了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急性肾损伤领域所面临的形势同样十分严峻。有这样一组数字:在中国,每年至少有300万例急性肾损伤患者。存活的病人中约有一半会进展为慢性肾脏病,然而如今临床漏误诊率却高达78%。解决漏误诊问题,无疑成为防治急性肾损伤的重中之重。
令人欣喜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肾脏疾病研究所副所长杨莉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多年潜心研究急性肾损伤临床防治及发病机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目前,她组织创建的急性肾损伤自动化预警系统已经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漏误诊难题。她也因此荣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让我的病人获得最好的临床诊疗,是我科研的初心;而真实和严谨,是我坚持科研的本质和底线。”这是杨莉矢志不渝做科研的誓言与坚守,也是她责任与担当的动力源泉。经多次联系,2018年元宵佳节这一天,记者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政办公区采访了杨莉教授。年逾不惑的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并且充满青春的活力,接受采访时思路清晰,谈吐自然,热情真诚,谈起自己所从事的医生职业与科研工作,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乐观向上 “小博士”梦想成真
杨莉的父母都是外交官,夫妇到国外履职每次都一去就是三四年。那个年代,外交官是不允许带孩子出国的。父母常年驻外,童年的杨莉不得不跟着姥姥在黑龙江偏僻的农村生活。没有父母的陪伴,姥姥又不识字,小小年纪的杨莉感到孤单,但也学会了节俭、感恩和坚强。
5岁那年,杨莉回到北京上学,由姥姥照顾。之后的几年,父母为了孩子的成长暂时没有出国,小杨莉难得地享受到了父母的呵护和家庭的温暖,也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然而好景不长,杨莉11岁那年,父母再次奉命出使他国,她不得不一个人“自立门户”。
“我一直是我们家户口本上的‘户主’,因为父母出国户口就注销了。”杨莉回忆说,自己那个时候就能完全独立生活了,而且变得性格外向、乐观向上,还总是愿意帮助周围的孩子。“就是觉得帮助别人很开心,也想通过帮别人更好地融入集体。”
由于两地教育水平相差很大,杨莉刚从黑龙江回北京上小学时有点跟不上,但她天资聪慧,经过努力很快就赶上来了,并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初中是我变化最大的阶段,不仅生活独立,乐观向上,而且特别热爱学习。每次一开学就特别兴奋,因为又能学到新课了。”杨莉兴奋地告诉记者,她当时所在的北京二中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她不仅担任学习委员,而且是文体委员,还是学校运动队的骨干,经常参加赛跑等体育活动。“我很幸运,从小到大我的学习环境都很好。”
1991年,杨莉即将高中毕业。报高考志愿时,老师希望她报清华或北大;父母希望她考外语学院,将来“女承父(母)业”当一名外交官;而她自己更希望将来当老师或医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杨莉成为学校的保送生。当时来学校招收的第一批保送名额即是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大医学部),总在年级排名第一的她被顺利录取。
“刚上大学时有个调整期,但很快就适应了。大一下半期经过努力,成绩就是班级第一名了。”杨莉说,因为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所以学习很钻研,把专业、药理、病理联系起来学,所有的课程都学得很好,拿到了学校的各种奖包括那一年级的最高奖。
杨莉说,自己喜欢当医生,源于两方面:一是医学的魅力,可以不断地探索;二是职业的美丽,能帮助更多的人。
在她看来,医学是一门探索人类奥秘的科学,而人体的复杂与神奇让她觉得这种探索永无止境。她喜欢挑战,也乐意帮助别人。杨莉坦言,医生的工作最容易帮助别人,在帮别人的过程中能让自己有一种幸福感。
她对医学的认知,随着在校学习知识的积累和进院实习后与病人的接触,逐渐清晰起来。1996年,杨莉本科毕业,又以出色的学业成绩被推荐免试读研,成为北大医院肾内科的硕博连读的研究生。2001年8月,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并直接留在北大医院做了一名肾科医生。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博士,小时候还在橡皮上刻了个‘博士’。那时认识简单,觉得‘博士’就是有学历、有知识的人。结果没想到,似乎很容易就梦想成真了。”杨莉略带玩笑的话语里,流露出几分欣慰和自豪。
不言放弃 “十字绣”见证奇迹
2004年,一个产后溶血性尿毒症患者从外地转入杨莉所在的北大医院肾内科。杨莉对那位患者印象非常深刻,她回忆说,“那是一位刚做完剖腹产不久的产妇,只有28岁,已经多器官衰竭,病情危重。口鼻中涌出带血的粉红色泡沫痰、无法呼吸。”
此时,守在门外的丈夫蹲在地上,抱着脑袋绝望地落泪。当时治疗费用已花去十几万,家人更不忍心病人的煎熬和痛苦,便找到当时的主治大夫杨莉表达了放弃治疗的想法。
那是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怎么能轻言放弃?杨莉对家属说,“如果你们还相信我,咱们再坚持一下好吗?我觉得还有希望。”她事后回忆说,“生命的价值是不能估价和衡量的,当时我真的非常想把她的命抢回来。”
杨莉的话这让家属非常感动,也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
作为医生,杨莉知道,当时关于此病的治疗经验并不多,她的坚持并没有十分把握。患者病情瞬息变化,透析、血浆置换、药物应用都不能有丝毫闪失。杨莉开始更加地夜以继日:通过与科里专家的多次研讨,请全院大会诊,大胆尝试改变治疗方案……
在抢救和治疗的3个月时间里,杨莉每天都去看这个尿毒症产妇,和她聊儿子,鼓励她的同时也鼓励着自己。病情最重的几个晚上,杨莉一直守在医院,睡不着觉,如亲人般的牵挂。
有一天清晨,当杨莉走进病房看病人时,发现这个产妇孱弱地靠在床头吸着氧气,用颤抖不停的手一针一针地绣着一副十字绣。“她的身影是那么虚弱,可又是那么的坚强,让人心酸,更让人敬佩。我当时特别感动,就对她说:如果你能完成这个十字绣,我就让你回家抱儿子!”
1个月后,病人奇迹般地好起来了,肾功能和心功能都逐渐恢复。“那天,搭班的同事兴奋地喊我,杨莉,你知道吗?那个病人在走廊里散步哪!”杨莉说,“当时全病房的人都觉得特神奇。”
出院那天,病人拿着那幅绣好的手工十字绣“小天使”送给杨莉:“杨大夫,因为你的那句话我坚持了下来。这个十字绣从一开始就是为你绣的!” 杨莉接过十字绣那一刻不禁热泪盈眶。多年来,她一直珍藏着这个见证了生命奇迹、见证了爱的“作品”。
“当医生,知识和能力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对病人的关爱。得用心去治病,要对病人真心的好。”杨莉道出了自己对于“好大夫”的理解。她说,从进医院实习,开始接触病人,就一直在努力当个好大夫。
留院工作以来,杨莉先后在肾内科血液透析中心和肾脏病房(包括腹膜透析中心)接受主治医师培训。她参与协调血液透析中心的管理工作,改进医护质量,使透析病人管理逐渐规范化。在担任肾脏病房主治医期间,她勇于接管复杂病例和危重病例,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高强度的临床工作,多次成功组织危重病人抢救,受到了病人及病房工作人员的称赞。
对病人真挚的关心和爱护也赢得了信赖和感激。在她管理病房期间,真正做到了“零投诉”,并多次收到感谢信和锦旗。“这要感谢我的临床老师和同事,也要感谢我的父母,虽然我在父母身边时间不长,但他们作为新共和国外交官的正直、严谨和责任感,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
执着坚持 “工作狂”收获成功
“在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海燕老师,我特别感谢她的指导和提携。”杨莉告诉记者,王海燕被誉为“中国肾脏病之母”,是一名对中国肾脏病学和内科学贡献巨大的医学家和教育家。她眼界宽阔,胸怀博大,学术严谨,对事业的忠诚度和热情始终不变。“她是我一直的榜样。”
2007年,经王海燕老师推荐,杨莉在国际肾脏病学会奖学金资助下,进入美国哈佛医学院留学。“哈佛医学院肾内科在美国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在那里,科学研究向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在那里世界级的实验室里,我可以不断探索科学问题。”
每天深夜,杨莉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走在皎洁的月光下,被同伴们称为‘最辛苦的工作狂’”,她笑言:“我是一个很坚定的人,想干一件事就一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最好。”
在美国近三年的不断坚持和努力中,杨莉致力于急性肾损伤的损伤及修复机制研究,最终发现肾小管上皮在损伤后出现细胞周期障碍进而启动纤维化。这一研究首次揭示了体内正常组织损伤后存在增殖周期异常,为急性肾损伤的修复机制和治疗研究开创了全新的领域。研究文章发表在国际基础医学类最高杂志《Nature Medicine》,同期杂志给予专家述评。2010年12月被国际肾脏病官方杂志Kidney International 收录进行专题讨论,同时,杨莉受邀在2012年美国肾脏病年会上进行大会讲演。
2010年,杨莉谢绝了美国导师的挽留回到北大医院,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北大医院归国基金的资助下,开展急性肾损伤相关机制的研究。
2014年,杨莉在北大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急性肾损伤研究协作组,并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44所医院展开了中国AKI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细致分析,杨莉和她的团队决定先从最关键的早期诊断环节入手。“这其实也是最薄弱的一环,”杨莉解释说,“考虑到急性肾损伤发病的广泛性和病情的高度复杂性,除非是肾脏专业的医生,否则早期发现和鉴别诊断确实很难。”
针对中国的急性肾损伤临床监测不足、药物性肾损伤发病率高的特点,杨莉的研究团队提出了适合中国临床实践,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适性的AKI修订标准。如今这一标准已被纳入国际上新的疾病分类诊断标准,并在临床中展开应用。
但仅有诊断标准还不够。“如果能够普遍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可以显著降低AKI患者的死亡风险。”在杨莉看来,想从根本上解决漏误诊难题,创建并在全国医院推广急性肾损伤自动化预警系统以及急性肾损伤团队诊疗模式势在必行。
“这套预警系统直接连接医院的检测系统,只要病人信息包含相关数据,系统就能自动捕捉诊断,同时让肾科医生也参与到病人的治疗中来。”在临床试运行中,可以降低60-70%的漏误诊率。此外,杨莉还建立了药物性肾损伤标准化诊疗路径,使急性药物过敏性肾损伤的鉴别诊断率提高了20%-30%。
在探索肾损伤后免疫损伤、组织修复、器官纤维化的系列研究中,杨莉发现了肾脏的天然自我防御机制,以及肾脏损伤后纤维化的启动机制,并且在动物模型中证实了可以有效减轻肾损伤、早期阻断肾脏纤维化的作用靶点,为开发有效的肾脏治疗药物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杨莉说:“医学研究的魅力在于她赋予我们无穷的思想空间、广袤的未知领域、揭秘生命密码的喜悦和回归临床救治生命的成就。”
不负重托 全身心守护生命
回顾20多年的从医之路,杨莉特别感慨,她说,“我17岁走入北医校门,梦想做个悬壶济世的名医。博士毕业后我直接留在北大医院做了一名普通的肾科医生。如今,尽管我有许多头衔、得了很多荣誉,但我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医生身份,记忆最深的是那些救治过的生命,还有生死关头建立起的深厚友情。”
杨莉坦承,作医生很辛苦,也有各种委屈,但是,医学之路之所以艰辛,是因为她承载生命之重。“病人将生命和健康交给了我们,这是世上最大的信任,最重的托付。”这么多年来,杨莉无数次地感恩自己选择了从医之路。她说,“人的生命只能经历一次,但是作为医生,我陪伴过很多生命,有新生,也有终结,无数次的感受生命的美好和顽强。”
“我做科研的初心,就是让病人获得最好的医疗,担当起这份责任。”如今,杨莉有5个博士生、3个研究生。她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要永远记住做科研的“初心”,而且“目的要明确,设计要高端,落实要具体,总结要到位。”“要真实、严谨,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随意。”“要不怕困难,乐观面对挫折,善于解决问题。”
在2017年北大医学部毕业典礼上,杨莉作为教师代表在致辞中深情地寄语从医的学子们。她说:“同学们,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医学人,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已经开启了快速发展的元年,你们会亲手书写、创造、见证中国医学的飞跃与攀升。”
2016年9月,杨莉被任命为北大医院的科研副院长,新的挑战,她又有了新的梦想。“北大医学的气魄,就是要引领未来医学的发展,而作为北大的附属医院,我们就要以引领临床医学的发展为己任。”做副院长后,她下了很大功夫培养人、搭平台、做项目、求创新。
如今,集医疗、科研、教学、管理于一身的杨莉,实在太忙了。她甚至不会开电视机,更不会打游戏,也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杨莉的先生也是一名北大医院的骨干医生,刚刚去西藏的医院挂职。
“我觉得很亏欠父母,是他们帮着照顾孩子和我自己。”但让杨莉感到欣慰的是,由于她和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12岁的儿子已经成长为一个乐观向上、乐于助人的“阳光男孩”,并对生物学显示出了非常的天分和兴趣,还常常以“有一个能治病救人的医生妈妈”而骄傲。
“作为北大的医学人,我梦想做一个好医生、好老师、好研究者。同时,希望成为一个好家人。如今还要做一个好管理者。”她坦言,如果要同时做好这“几好”极难,但她会为之努力……
如今,杨莉所在的北大医院的肾脏病专业已经连续七年在全国排名第一,她个人也作为国际急性肾损伤专家共识组里唯一一名中国成员,在国际上代表国家发出中国的学术声音。
杨莉表示,未来她会继续深耕AKI领域,和中国肾脏病的同道们一起尽快全面提升中国急性肾损伤的诊疗水平,让中国在这个疾病领域冲到世界一流:“这也是我从事AKI领域研究以来一直的愿望。”(齐殿斌)
杨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肾脏疾病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于2007年至2010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哈佛医学院深造,2010年至2012年任美国哈佛医学院客座教授。2012年入选北京市优秀人才计划,201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长期致力于急性肾损伤、药物肾损害的发病机制与临床诊疗策略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省、部委级基金,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医学》、《柳叶刀》、《临床研究》等著名医学期刊。
来源:《中华英才》2018年5月1日第9期
责任编辑:杨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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