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院士：消失17年，只为中国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今年5月28日,

　　是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院士

　　诞辰111周年。

　　谨以此文缅怀王淦昌院士。

　　他曾经享誉世界物理学界，

　　却在声名鼎盛时悄然藏身戈壁荒漠；

　　他的发现至少帮助6人获得诺贝尔奖，

　　他却因为一次选择此生与诺贝尔奖无缘；

　　太空中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个名字却在绝密档案柜中一锁就是17年。

　　他就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

　　

　　

　　▲1929年，王淦昌在清华校园内

　　要做科学家 不做科学官

　　爱因斯坦曾说过：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

　　在其道德品质方面，

　　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王淦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和人格

　　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科技人员。

　　1982年，王淦昌主动辞去了

　　核工业部副部长

　　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专门领导一个小组，

　　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古稀之年，

　　辞去“大官”做“小官”，

　　阅读文献、指导科学研究、

　　关注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每一个新动向，

　　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本色。

　　他曾说：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

　　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

　　我何必一直担任下去呢？

　　但是有一项工作我是不会辞掉的，

　　就是科研。

　　如果说，

　　淡泊名利的王淦昌

　　让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懂得勿忘初心，

　　他50多年前掷地有声的一句话

　　——“我愿以身许国”，

　　足以气壮山河。

　　

　　▲王淦昌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氟化氪激光装置前指导工作

　　1961年4月3日，

　　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

　　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

　　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

　　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

　　向他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

　　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

　　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

　　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

　　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

　　王淦昌毫无迟疑，

　　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

　　并掷地有声地说：

　　“我愿以身许国。”

　　这句话，

　　不是什么豪言壮语，

　　它意味着，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

　　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

　　不能交流学术成果，

　　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

　　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

　　更不能实现自己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

　　摘取诺贝尔奖的梦想。

　　

　　▲王淦昌（右）与丁大钊（左）

　　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实验室工作

　　从此以后，

　　王淦昌在中国科学界消失了整整17年，

　　他化名“王京”，

　　背井离乡、隐姓埋名、

　　断绝一切与海外的关系，

　　投入到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中。

　　家人和他通信就用这个名字，

　　地址是某某信箱，

　　什么单位、在哪里工作一概不知，

　　他的妻子嗔怪地对孩子们说：

　　你们的爸爸调到信箱里去了。

　　多年后，

　　说起当时毫不犹豫的决定，

　　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

　　才是我真正的追求，

　　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背着氧气袋四处奔波

　　1969年初，

　　中央决定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当时，

　　西方国家对我国

　　发展核武器设置重重障碍，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通过地下核试验这一关。

　　王淦昌作为地下核试验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而，

　　当时正值特殊时期，

　　核武器研制基地处于半瘫痪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

　　王淦昌非常着急，

　　白天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

　　“我们的时间很宝贵，

　　与西方核大国比，

　　谁赢得时间，

　　谁就主动！”

　　劝大家“要顾全大局，

　　以国家利益为重，

　　团结起来，

　　共同做好地下核试验工作”。

　　晚上他又到职工宿舍去，

　　挨家挨户动员业务骨干、科技人员、

　　工人重返岗位参加科研生产。

　　

　　▲王淦昌（右一）指导工作

　　有一次，

　　好不容易叫到一些人开工生产。

　　忽然，

　　有人哄闹着不干了。

　　王淦昌急了，拦住问：

　　“工作还没干完，

　　怎么能走呢？”

　　“王老，

　　我们不走不行啊，

　　食堂的师傅都走了，

　　没人给我们做饭，

　　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

　　王淦昌没有办法，

　　只好去军人服务社临时找几个家属帮忙，

　　服务社的人手一摊：

　　“干活的人好找，

　　可是谁给她们工资呢？”

　　“我出！”王淦昌干脆地说道：

　　“我这儿的钱你先拿去，

　　不够，从我的工资里扣。”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年过花甲的王淦昌，

　　在条件恶劣的青海基地，

　　背着氧气袋，

　　四处奔波，

　　以自己的拳拳之心，

　　奇迹般地化解了群众中的矛盾，

　　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团结起来，

　　在1969年9月23日，

　　成功进行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

　　

　　▲1967年12月，聂荣臻副总理（中）、王淦昌（左）和朱光亚（右）在我国西部核试验基地

　　风雨同舟七十年

　　王淦昌90岁寿辰的时候，

　　李政道从美国专程赶回来为老师祝寿。

　　席间，

　　李政道问老师：

　　“你这一辈子最满意的是什么？”

　　王淦昌不假思索地回答到：

　　“我这辈子最满意的有两件事，

　　一个是我的妻子和儿女，

　　另一个就是我的研究成果核聚变。”

　　的确，

　　妻子虽然没有太多文化，

　　却一个人把5个孩子全都培养成大学生。

　　王淦昌的儿女们也骄傲地说：

　　“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

　　都有母亲的一份功劳。”

　　

　　▲王淦昌与家人

　　抗战中，

　　杭州沦陷，

　　王淦昌供职的浙江大学被迫向大后方转移，

　　最后落足于贵州。

　　在贵州的小山城里，

　　他们生下了小女儿王遵明。

　　由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

　　吴月琴产后奶水不足，

　　小女儿几近夭折，

　　王淦昌又在颠沛流离中患上肺结核，

　　校方又发不出工资，

　　一家7口的生活重担

　　都压在了妻子吴月琴身上。

　　几天后，

　　听说羊奶能治肺结核的吴月琴买来3只奶羊，

　　漫山遍野地去放牧，

　　远望着妻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苦吟着一曲凄怆的田园牧歌，

　　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内心无比柔软。

　　傍晚，

　　当妻子回到家时，

　　王淦昌深情地说：

　　“这些苦活儿不能你一个干啊，

　　从明天开始，

　　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从此，

　　每逢上课，

　　他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

　　这段艰苦的岁月给他留下了

　　一个“牧羊教授”的美称。

　　这段颇具传奇韵味的

　　“王淦昌牵羊教书做实验”的事儿，

　　也在浙大传为佳话。

　　

　　▲王淦昌与妻子吴月琴

　　而他们夫妻心相连共患难的经历，

　　更让两人永生难忘。

　　在王淦昌人生起起落落的每一个时刻，

　　他身后永远都站着一位默默

　　陪他走过风雨人生路的伟大女性——

　　他的妻子吴月琴。

　　他赴德国留学时，

　　面对一个幼年和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她不准他说不去；

　　他被派往苏联搞科研时，

　　她从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妇女

　　追随他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

　　他神秘“消失”17年潜心搞“两弹”，

　　她什么都不问，

　　只知道他在“信箱”里；

　　他在特殊时期去了荒原之地，

　　60岁的她毫不犹豫地办理了离京手续。

　　两个人的一生，

　　都是她在追随他，

　　而最后一次，

　　却是王淦昌随吴月琴而去。

　　1998年7月，

　　吴月琴去世，

　　王淦昌悲痛至极，

　　极度消瘦的他也被查出胃癌晚期，

　　半年之后，

　　1998年12月10日，

　　一代科学巨匠王淦昌追随着

　　与他相伴了78年的爱妻共赴天国，

　　走完了他们的漫漫人生路。

　　他给世人留下举世成就的同时，

　　还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赞歌。

　　王淦昌离去的时候，

　　人们耳边仿佛又回荡着

　　他从德国学成归国时说的那句话：

　　“科学虽然没有国界，

　　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现在，

　　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

　　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来源：《解放军报》、《新清华》